实际上，伊维德已将《孟姜女宝卷》、《二度梅宝卷》翻译成了荷兰语，撰写了多篇关于宝卷研究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伊维德说，数年以前，中国出版了《宝卷初集》，但是还没有出版《二集》、《三集》、《四集》。《宝卷初集》汇编了一百多种宝卷，根据车锡伦的《中国宝卷总目》，有1600多种宝卷。研究者很难得到这些说唱文学资料，因为通常只有一两本留存世间，早先也没有图书馆收藏说唱文学资料。许多材料被毁掉了，因为它们的“封建性”和“迷信”。“我希望看到有中国出版社能够收集这种真正的大众文学作品，出版普及版，使更多的人有可能研究这些资料。”

离开文化馆时，伊维德依依不舍地与所有人合影留念。获赠全套《酒泉宝卷》，更是让伊维德喜出望外。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酒泉市文化馆（即现在肃州区文化馆）组织力量对酒泉宝卷进行发掘和研究的总成果。《酒泉宝卷》1至5辑共收入宝卷52个卷本，累计155万字，囊括了肃州区现存的全部宝卷精华。还收录了本地区第一部全韵文的《生身宝卷》、宣统年间书局雕版印刷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岳山宝卷》。

在此后举行的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2014年年会上，伊维德提交了论文《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综述》，分“早期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宗教研究与宝卷”“社会历史与宝卷”“目连宝卷”“有关观音和妙善的宝卷”“宝卷作品的英文翻译”“研究近况”等节，主要评介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研究和介绍中国民俗文化和民间宗教背景下，北美及欧洲等地的学者正式发表的研究和翻译中国宝卷的英语文献。介绍的学者主要有“西方宝卷研究的领军人物”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教授和他的学生那原道（Randall L. Nadeau）教授、民族音乐学家钟思第（Stephen Jones）教授、长期从事晚明教派主义研究的学者石汉椿（Richard Hon-Chun Shek）教授、研究明清社会史的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和姜士彬（David Johnson）教授、研究观音信仰的杜德桥（Glen Dudbridge）和于君方（Chün-fang Yü）教授、俄籍青年学者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等，也包括作者本人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在“宝卷作品的英文翻译”一节中，介绍了梅维恒（Victor H. Mair）、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等学者翻译的多种宝卷。在“研究近况”中，说明近年来宝卷研究领域的重要变化是“中西学者合作项目增多”，外国学者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发表系列论文和报告。

伊维德表示，近年来，宝卷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外学者合作项目的增多，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不断合作，进行宝卷收集和宣卷表演的田野调查。“特别是有关宣卷表演的调查工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宝卷卷本、宣卷艺人、斋主、信众和一般观众的了解。”伊维德提出，宝卷业已成为中国宗教、社会史、文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伊维德在敦煌研究中心

 

3·与敦煌亲密接触

9月的敦煌，秋高气爽，游人如织。怀揣圆梦心愿的学者伊维德站在莫高窟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前，陷入沉思。古代壁画的辉煌艺术，王道士的功劳过错，外国探险者的粗暴劫掠......一幕幕历史云烟和海量信息，一股脑儿袭向这位终身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荷兰学者，令他一时沉默。

在西方，特别是在藏有大量敦煌文献的法国和英国，敦煌学早已成为东方研究领域的显学之一。伊维德的研究生涯虽然集中在荷兰莱顿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但对敦煌研究也颇有兴趣，曾出版数部关于敦煌变文的专著。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敦煌叙事文学”一节，正是伊维德所著。从1978年开始，伊维德曾多次来中国访问，但因工作原因，他的足迹大多留在了东部省份。30多年过去，伊维德一直想到莫高窟亲眼看一看。

伊维德来得正是时候。就在这个9月，敦煌莫高窟完成了一个世界遗产保护史上的创举：建成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所有游客在参观敦煌莫高窟之前，先在数字展示中心，在全世界唯一一个由文物保护单位建设的高清球幕影院里观看《千年莫高》等电影，并观看数字展示的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各种研究成果。看完后，再由敦煌莫高窟的专用大巴，拉到11公里外的敦煌莫高窟实地参观，现场体验、感受。如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所说：“其实有些视频介绍，比实地参观看得更清楚，介绍更全面。”伊维德成了最早进入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体验的外国客人之一。

伊维德参观莫高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