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会见伊维德

 

4·国家图书馆查阅书籍

2014年9月11日，伊维德又赴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古籍。对中文图书的热爱伴随着伊维德的整个学术生涯，他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对于北京的大小图书馆和书店，他早已了如指掌。

清爽的早晨，伊维德来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津书院。此时，敬业的馆员已将他想要查阅的3部古籍准备妥当。

落座后，伊维德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了研读状态。一个多小时，他细致、安静地翻阅古书，不时写下中文笔记，过程中未借助任何工具书。直到中午时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一行来到此地，伊维德才放下书本。

韩永进与伊维德是初次见面。寒暄之后，两人很快谈起了图书馆的数字化、古籍保护与应用等话题，话题一个接一个。韩永进表示，学者通过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向世界全面展示了中国的优秀文化，希望伊维德此行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馆藏完成他的研究工作。伊维德对国家图书馆的热情接待和为其研究提供的珍贵资料表示感谢。在他看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丰富，全面收藏了各类型的中文文献，是海外汉学研究者参阅资料的最佳场所。伊维德对国家图书馆的细致接待深表感谢。他表示，国家图书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利在千秋。

当天下午，伊维德来到刚开馆不久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不知疲倦地将展厅看了个遍。特别是在敦煌遗书展厅，珍贵的敦煌文献令伊维德流连忘返。

敦煌遗书位列国图四大“专藏”之首。国图所藏敦煌遗书，最早来自上世纪初罗振玉等学者促成清学部将藏经洞剩余的8000余件敦煌写卷悉数运京，入藏刚成立的京师图书馆。解放后，经政府调拨、公众捐赠和采购等方式，国图目前收藏敦煌遗书已达1.6万件，约占世界敦煌遗书总量的1/3，是世界上收藏敦煌写本最多的机构。

此次敦煌遗书展主要展出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4世纪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和印本、拓本文献，其中90%以上为佛教经典，其余为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及官私文书等文献，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展览甄选的54件馆藏敦煌遗书精品，从多角度展现了我国中古时期辉煌灿烂的文化，很多都是弥足珍贵的稀世珍品。如归义军时期（902年）的《观音经》写本，系用血所书，是僧人为做功德所为，表达了他们对佛祖的虔诚。又如《贤劫千佛名经卷上》，为归义军时期（920年）写本，该件系用敦煌土纸抄写，纸质粗厚坚韧，在每一个佛名之上均有手绘的彩色小佛像，这些佛像虽已历经千年，仍然光彩依旧，栩栩如生。酷爱古文献的伊维德看得目不转睛，一步三回头。

在展示早期西方学者著作的展台前，伊维德若有所思，驻足良久。在名人遗稿展厅，他特别关注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毛笔手书原稿，连连向讲解员发问。离开时，伊维德幽默地说：“做中国学问有一个大麻烦——古籍太多，穷尽一生也无法读完。”

伊维德在北大中文系举办中国戏曲研究讲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中）致辞，李简教授（左）主持讲座

 

5·北京大学会老友

2014年9月12日，伊维德来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老友相见、抚今追昔，一句“我老了”，沧桑尽显。陈跃红教授是一位非常有实干精神的学者，他精力充沛、思维敏锐，具有多学科的现代学术思想与眼光。陈跃红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师从国内著名的比较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乐黛云教授，之后于1996年赴荷兰莱顿大学访学时，师从时任莱顿大学人文学院主任的伊维德，学习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此次重返曾访学两年的北大，伊维德的重头戏是举办一场讲座。在北大人文学苑6号楼，伊维德以“元杂剧：版本与翻译”为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讲座由陈跃红致开场辞，李简教授主持。在荷兰莱顿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共30多年的伊维德，面对满堂学子时一改平日拘谨，将他的治学生涯和专业话题巧妙、自然地融会贯通，令整场讲座既富含学术营养又丰满有趣。伊维德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术方法以及风趣幽默的演说方式，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讲座的主题是元杂剧的版本问题。针对晚明臧懋循所编《元曲选》在元杂剧研究、版本校勘中的深远影响，伊维德指出，不同的版本展示着元代杂剧流传的复杂面貌。《元刊杂剧三十种》可能针对的是听懂唱词有困难的人群，是研究元代杂剧首要的文本。元杂剧在明代宫廷的演出中，发生很多变异，《元曲选》的底本多来自宫廷，受到宫廷审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元曲选》将舞台艺术的元杂剧变为读本，反映晚明时代对元人杂剧的认知。而此前李开先的《改定元贤传奇》重视文学性与阅读性，表现出与宫廷之作法的不同。元代杂剧在明代经历宫廷、演员、文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众多的明刊本很难作为研究元代剧作家思想、元代社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