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维德擅长版本研究，却极力主张从社会、民间层面看待戏曲的发展与创新，这与他的社会学背景有莫大关系。比如，伊维德认为，对传统戏曲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的考证校订，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变背后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伊维德提出，要从元刊本、改写本到明传奇中元杂剧故事的版本变化中，看到当时的表演制度、社会功能以及明代宫廷审查等对戏曲文本、戏剧结构的制约，此治学思路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伊维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和“孝”其实并非中国所独有，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老人的尊重一样在西方文化中得到推崇，只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过于拔高了对“孝”的定义，强调“孝”的某一方面，而二十四孝中的一些事例也过于极端，不一定完全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认知。他从美国亚裔学生中流行“孝”的现象入手，分析中国佛教对中国“孝道”的影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各社会阶层对“孝”的渗透和接受，提出了“孝”在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建设中的问题。作为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伦理道德“孝”的阐释，这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二）享誉世界的翻译家

面对陌生人时，伊维德常会略带腼腆地说：“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然而，当人们将期待降低之后，他却以其丰富的汉语词汇储备和学术含金量震惊四座。实际上，伊维德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翻译家。他用英文翻译的《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等元代戏剧，被欧美学界视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曾于1992年荣获荷兰“国家翻译奖”。

近年来，国内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五经”，伊维德参与其中。实际上，当代中国年轻人对“五经”这些传统典籍的了解也不是特别多，但伊维德认为，将中国经典翻译为多种语言版本是非常必要的工作。“就像现在的美国，并不是所有人对《圣经》都非常了解，欧洲更是如此。每一个文化传统都有它的片面性，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在谈及自己思想时都受到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用的语言习惯影响。作为一个‘世界人’，只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很狭隘的，一定要知道每个文化的传统优点在哪里，缺点又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丰富，人口那么多，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有必要让更多人了解其文化。这就是再次把《五经》翻译成多国语言的责任。”

 翻译必须精通语言。罗马非一日建成，伊维德的翻译成就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达成。为了学习中文、学说普通话，打好汉学研究的基本功，伊维德年轻时吃了不少苦，绕过不少弯。

伊维德自认为与很多学者不同，他的父母与中国毫无渊源，自己之所以研究中国，完全是出于兴趣。高中时，伊维德看了两本小说，一本是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一本是荷兰学者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这两部书将他的目光引向了东方。进入荷兰莱顿大学后，伊维德立刻选修了中文，不过，这只是“哑巴中文”，大学毕业时，伊维德“一个字都不会说”。

“我运气不好，1968年毕业，那时到中国留学基本不可能。”在老师的推荐下，伊维德获得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但现实再次令伊维德吃了“哑巴亏”——他确实学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化知识和治学方法，但学普通话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这期间，伊维德考虑过到中国台湾学说话，也在香港待了十个月，但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所讲的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于是决定继续保持沉默。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时的伊维德已经成为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能够同时阅读繁体、简体字书籍，筷子用得很溜。就在这一年，一个即将赴中国旅游的荷兰旅行团找到他，请他做导游。“当时坐飞机的时间很长，从阿姆斯特丹途经法国、伊朗、印度，中途停靠很多国家才能到达中国。”那次带团，伊维德一口气跑了5个城市：香港、广州、长沙、西安、北京。后来，在北京大学访学两年期间，他终于学到了地道的普通话。那段时光令他至今难忘。“哇哦，这儿的老师普通话讲得这么清楚！”说这句话时漂亮的儿化音，几乎让人忘记伊维德的高鼻梁和蓝眼睛。

“以前，在国外想学中文非常困难，现在学中文的途径越来越多，我觉得非常好。人们说汉语难学，可你看中国14亿人口，人人都会说汉语，那汉语一定不会很难。国外学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接触汉语，要集中地学习，但是学好一定是可能的。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认识中国，汉语很独特、很有趣！”伊维德说。

在名为“反思：如何使我们所选的中文文本及其译文被西方的出版商和读者所接受”的演讲中，伊维德透露了自己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诀窍。他从译者对源语言的语言文化的精通、对目标语言的语言文化的精通和对所翻译作品的热爱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了西方商业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时有限销售的原因。在分析欧洲和美国出版行业的不同之处以及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现状时，他给出的建议是：翻译文学作品时不要尝试提升原文，翻译诗歌时不要试图制造押韵。

近几年，伊维德对中国民间故事尤其感兴趣。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投入“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杨家将故事”“包公故事”等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翻译工作中，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民间社会、通俗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可信文本。西方学者中，在中国叙事宝卷翻译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也是伊维德，他的《孟姜女哭倒长城——中国传说的十种版本》包括了《孟姜仙女宝卷》以及《孟姜女哭倒长城宝卷》，在业内被奉为圭臬。

2015年8月25日，伊维德因其杰出贡献获得了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亲自为他颁奖。

中秋佳节，伊维德和中国文化界人士相聚交流。右四为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谢金英，右五为伊维德，左四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助理时坚东，右三为陈建祖，右二为张小兰。

 

二、中国之旅纪行

（一）北京之行

1·后海共赏中秋月

此次“东方文化研究计划”从2014年9月8日持续至9月21日。2014年9月8日，伊维德抵达北京，当天恰是中秋节。当晚，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谢金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助理时坚东、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陈建祖、集团董事长外事助理、国际部主任张小兰等数位文化界人士一起为伊维德接风洗尘。

得知数位重要的中国文化界人士要与他相见，伊维德表示很荣幸，感慨自己得到的是亲人般的待遇。研究中国文化多年的他知道，中秋节又称团圆节，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节日，是亲人团聚之日、合家赏月之时。

更让伊维德惊喜的是，这天的活动地点是后海。对于后海，他闻名已久，听说那里将纯正的老北京风情和都市的休闲娱乐融合得很完美，他自己尚未体验过。实际上，水域宽阔的后海也一直被誉为北京中秋赏月的最佳地点之一。

当晚，天公作美，皓月当天，碧空如洗。伊维德在大家的盛情邀请下，坐上了摇橹船，荡舟赏月，一扫长途飞行的疲劳。伊维德很快发现，这里的摇橹船均仿照《清明上河图》中的游船打造，颇有古意。在悠扬的琵琶声和昆曲声中，大家谈诗论道，无比惬意。

同行者很快发现，尽管生活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伊维德却不使用手机。伊维德说，他自己一直通过纸质书籍的阅读来保持对文化的热爱。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开始购买各种中文书籍，小时候每个周末晚上都要去图书馆借3本书，用两天时间看完，现在还保持这个习惯。“我是一个落后分子。”他认真地用汉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