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采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微观史学研究法写作此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包乐史十分擅长此类史学研究的方法。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包乐史可以使用荷兰语、法语、英语、德语、汉语、日语、西班牙语和印尼语等多种语言进行阅读和对话，300年前他的祖先从法国迁居荷兰的家族历史，使得包乐史从小学习并精通法语，其与法国相关的学术渊源自然也很深厚。

《苦涩的结合》一书语言生动，对人物的白描惟妙惟肖，具有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但却是一部严谨的历史学著作。包乐史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能随意往书里添加对话，尽管历史资料的诸多的局限诱使我拉长故事的篇幅。”从本书英文版前言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一定是寂寞的。包乐史说，直到写作《回归厦门》这部描写旅居中国的一位华裔印尼老太太的传记时，才发现“对于一位记录当代人物的传记作者来说，不仅能与他所写的对象共同讨论，而且还能因为曲解素材受到其责备是多么的令人精神振奋。然而，假如你正在记述的是生活在300多年前的人物，所有上述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只有独自领会”。

包乐史曾经独自进行过环球航海，也和别人一起乘小艇航海。他喜欢做一名水手，强壮的体魄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在他的身上有明显的显现。也许吃的苦太多，也许航海时孤独寂寞太久，他说自己已经不太会哭泣了。他记得自己的最后一次哭泣，是年轻时从旧居搬迁到新居的时候，告别美好过去的百感交集的眼泪，从他坚强的脸上流了下来。

（二）荷兰船业大亨的后代

在安排包乐史此行的日程时，我们特别安排了在上海的一个周末下午赴“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参观的活动。董浩云是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父亲，曾是世界七大船王之一的中国船王。这一安排的灵感来自于去年我和中国驻荷兰大使馆文化处的杨晓龙主任与崔卿先生一起到包乐史的家中拜访。包乐史此次中国之行，得到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大力支持。在包乐史家里，他提出的所有希望，在他的“东方文化研究计划”中国之行里都全部实现了。

航海带给包乐史的很多很多，包括他毕生致力的华侨史研究，起因也是航行到印尼的时候，发现了珍贵的独家历史文献《开吧历代史记》。在包乐史教授家，我们惊讶地看到满墙珍贵的年代久远的以帆船为素材的水彩画、钢笔画、蚀刻版画和油画。那些画中的帆船，似乎表明着包乐史对自由生活的喜爱和志在四方的胸怀。包乐史的祖辈是荷兰船业大亨，家中曾拥有12艘海船，这些大船在荷兰的黄金时代，一次次远行到东南亚国家，也多次到达当时的香港。那时在香港，有几位中国画家靠画帆船谋生，他们将自己画的外国帆船写生画，卖给外国帆船上的人挣钱。一些画被带回荷兰，被包乐史的祖辈收藏，一直流传到包乐史这一辈。

包乐史1946年出生在荷兰多德雷赫特市，距离他目前的阿姆斯特丹住所仅110公里之远。他现在住的这幢老房子并不是他家的老宅，但也有上百年的漫长历史。我们在这座房子里看见的全是很老的物件，其中也有来自中国和印尼的华侨用过的皮影、牌匾和年画，基本都是他从多德雷赫特市的包家老宅中搬过来的。那些看上去顶天高的古旧书柜，是包乐史的父亲从爷爷、爷爷从曾爷爷那里一代代继承下来的。包乐史说，这些老书柜今天不会有人要了，因为它们实在是太高了，现在的房子层高只有两米多，这些老书柜如果不是至少三四米层高的房子，根本放不下。和两三百岁高龄书柜相伴的，是数量巨大的各类书籍，仅中国的繁体线装书就多得不可胜数。说实在的，在这位能够自如阅读中国繁体古书的荷兰学者面前，我们作为中国人多少感到有点惭愧——我们对学习自己文化所下的功夫实在是太少了！

包乐史说，做商船生意的先祖曾拥有自己的航运公司，并且从18世纪开始经营出版社和报社，他们的家族是属于那种有钱也有文化的家族。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包乐史性格开朗，做学问可以随心所欲。说起“华侨”一词，祖上有法国血统的包乐史笑称自己是“法侨”。因为有个走南闯北、自称会讲中文的外公，包乐史从四五岁起就开始对中国、对南洋的华侨产生了兴趣，虽然后来学会了中文的他，发现当时自称会中文的外公总是糊弄他的那句中文“八嘎国嘎”，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中文，但包乐史自己学习中文的努力却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了今天名副其实的华侨史专家和“中国通”。包乐史还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他的家族曾经的航海经历。

从第一次见面，到后来陪同他在中国访问，包乐史对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的兴趣，远远比对中国北方的兴趣更加浓厚。包乐史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南方的流氓”——他们在莱茵河以南长大，那里的气候、环境和历史变迁，与中国的长江流域非常相似。

“我对江南文化更有兴趣，江南文化与黄河文化有点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在欧洲也是如此。”包乐史对笔者说。

包乐史翻译了一本书，他劝我们一定要去看荷兰国家博物馆，因为那里有一个“亚洲在阿姆斯特丹”，有很多文物、很多史料。

“我年轻的时候，家还在多德雷赫特，那可是荷兰最富裕和古老的城镇。祖先的船很早前去过中国，那时家里有12条大船环行世界。航行挣了钱，买了一片地，记得我家还在那片属于自家的土地上挖了一口井。我的外祖父从印尼回来，我母亲出生在新加坡。记得外祖父时常拿了报纸，叼着雪茄，吐着烟圈，向我炫耀他的中文，我很崇拜他，也盼望自己能够早点学会中文。我的祖上是法国人，我们是‘法侨’，父母两边都是300年前从法国过来的，信基督教，一直到现在我们家里还继续讲法文，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有讲法文的教堂。”包乐史说。

（三）华侨史的专家

在200多年前（1800年左右），有一个华人住在雅加达，作为巴达维亚（雅加达）最有权力和钱的家族，拥有这个文献——《开吧历代史记》，文献本身是中文的，是很特别的华侨档案。航行到印尼，包乐史很意外地得到了这批史料，从此踏上了一条研究海外华侨史的道路。2014年开始，包乐史与厦门大学合作，开始整理这批文献。他还参照使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馆的资料一并进行研究。目前，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莱顿大学保留着这批文献资料。

或许连包乐史自己也没有想到，2016年8月23日，他荣获了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6岁成为汉学博士，40岁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执教莱顿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包乐史教授，在华侨史研究方面深耕细作，他将被忽视、被误解的海外华人从散乱的史料档案中整理挖掘出来，著有《奇怪的伙伴》、《中荷交往史》、《十七世纪初西方对西爪哇华人社会的印象》、《北大年的华商》、《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等专著，其著作对海外华人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他严谨公正的治学精神，使他成为让中国乃至世界尊重的历史学家。

包乐史特别喜爱与活着的人及活着的学者进行“活”的交流。此次参加“东方文化研究计划”学者访华活动，他本人最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与更多相关的中国学者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并有尽可能多的面对面学术互动。此行能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一流历史学学者见面和座谈，是他心中非常期盼的事情。

此次中国之行，包乐史还赴厦门大学为《开吧历代史纪》的英译版图书做小注。他与厦门大学的聂德宁教授合作，将这部诞生于200年前的关于南洋华侨生活的中文著作译成了英文，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开吧历代史纪》英文版于2017年正式出版发行，其不仅是包乐史华侨史研究的新的成果，也是中荷学术合作的新的成果。

说起包乐史，这位身高一米九零、身材魁梧、学富五车的荷兰学者，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幽默和快乐，以及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从在他的家中品尝自制美味点心开始，我们就已经被他的快乐所感染和打动。他在2016年国庆节期间写给笔者的邮件中这样说道：“首先非常感谢你发来的项目介绍和访华日程，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会把它们打印出来，到附近的咖啡店一边喝上一杯好咖啡，一边仔细阅读。除了咖啡，我还会点些别的小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