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整个展览的宣传策略是基于皇家艺术学院的经验，注重展览宣传的路径和策略。首先，成体系的宣传路径，广泛吸引公众的关注。至20世纪70年代，皇家艺术学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宣传路径。据1973年8月21日的会议纪要显示，涉及展览宣传事项的多达10个条目，内容大致可归为5类：①广告（Advertisement），包括海报、新闻艺术作品、酒店宣传卡、伦敦各类公共交通广告等。②媒体活动（Publicity），包括电视报道和新闻通稿。③开幕活动（Opening Events），包括嘉宾邀请及活动安排。④商品（Merchandises），包括展品挂图、碑刻拓片、明信片、纪念章、明信片等。⑤出版物（Publications），包括展览说明、图录、专著等。第二，有节奏的宣传策略，持续保持展览的热度。纵观整个中华文物展在英伦的宣传，呈现出明显的两次高潮。第一，展览开幕前后形成的首轮宣传波，注重于文物研究，包括展品介绍、历史研究与艺术欣赏，形成有层次的、有分类的、有广度的展览导引。第二，女王参观展览形成第二轮宣传波，着重于内容诠释，涉及展览背景、筹备组织及目标设想，形成了有思想、有内容、有深度的展览评述。

漫画作品（©Sunday Narrow）

出版物（©Evening Standard）

 

第三，整个展览的创意实现是基于英国博物馆的体制，探索艺术再现的关系与转变。在中华文物展的设计中，有一项创新内容值得注意，即纪录影像（Film）。1973年3月，英国BBC广播公司派出一个团队，赴中国各地调查参展文物信息，拍摄展品发掘地及其收藏机构相关影响。以故宫的拍摄为例，其目的是结合出土文物展览介绍中国的古代文化艺术；拍摄的方式是以两位英国人的对话介绍中国历史文化，还通过拍摄绛雪轩内的写字人钟介绍中英两国的来往；拍摄内容包括午门、太和殿、乾清门、御花园等处的建筑、太和殿宝座全景以及观众参观故宫的情形。更有意思的是，伦敦大学伦敦大学沃森（William Watson）教授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解释了写字人钟“八方向化，九土来王”的意涵，并进而阐释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由此可见，新的媒体技术和传播途径已经运用到艺术展览领域，而且英国策展团队已有相当成熟的经验。

布展情况

女王参观（©Daily Telegraph）

观众排队参观（©The Times）

 

经由政府的推动、专家的策划和媒体的宣传，中华文物展给驻英使馆和欧洲观众留下深刻的影响。这场展览分别以41万人次差额赶超同年的巴黎展览，而且以20万人次的最小差额超过伯灵顿宫之前举办的任何一场展览。在庆功晚宴上，皇家艺术学院院长特里威廉勋爵（Lord Trevelyan）直率地说，“毫无疑问，有幸在伯灵顿宫举办的展览，使得我们对中国古物的兴趣以及对新中国的了解增加了100倍。当然，这也对毛主席‘古为今用’方针的一次精彩生动的实践”。中华文物展再次向英国展示了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实现了政治外交的突破，诚如英伦的报章评论所言，“这是中国全面恢复邦交的一种重要姿态”，“也是年轻一代开阔眼界的一种重要途径”。此后，更多的中国文物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展览。1973年至1978年间，仅“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就先后到15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历时长达5年，展览多达16场，吸引各国观众共计650多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