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创造经济效益的经营理念。以展览资助艺术教育和创作的经营模式，是皇家艺术学院得以独立发展的重要理念。依据年度报告的数据，三场中国展皆获得巨大成功，影响也十分显著。根据各种出版物及报刊杂志信息，1935年的伦敦艺展会和1973年的中华文物展，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中国文物及艺术品收藏的一轮新热潮。例如，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第一版英文图录，就刊载了许多古董公司或拍卖行的广告。再者，展览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英国民众对相关产品的消费，最为常见的有中国式样的家具、中国风格的陶瓷茶具以及中国时尚的服饰等。这一时期，相关活动主题和产品设计的创意大多来源于展览活动本身，部分来自展品元素的提炼，由展览衍生的文化创意概念比较模糊，且注重艺术性。及至2005年的盛世华章展，艺术对生活的影响、文化对生活的滋养，已经成为展览文创产品开发的共识。对东方品位和中国风格的讨论，使得创意概念更为清晰具体，而且更加重视实用性。换言之，艺术展览的影响模式，已经从文物收藏转为文化消费。

文创产品信息（© 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

时尚发布信息（©The Times

 

结语

博物馆体制在欧洲的广泛运行已经有200余年的历史，跨学科的交流和跨领域的合作早已形成。相比较之下，中国的博物馆发展不过是100余年的时间，其间还历经战争，整体水平相对滞后。进入21世纪，中国博物馆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目前文旅融合的发展背景下，卢浮宫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皇家艺术学院等历史悠久且与中国渊源深厚的西方博物馆身上，有很多的理念和经验值得梳理和借鉴：

第一，全球视野与艺术再现。纵观三场中国艺术展，有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那就是双方专家都在全球文化脉络中衡量与诠释中国艺术。1935年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通过全球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来展现中华文明的见证物和艺术品在世界艺术审美中的位置，以及宫廷收藏在中华文化发展脉络里的意义。197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则从中华大地之下埋藏的历史证据阐释古老中国文化的渊源流长及其在世界文明中所占有的地位。2005年的“盛世华章：中国宫廷艺术展”则在17至18世纪的世界帝国版图里形塑中国皇权与艺术的形象。

第二，历史叙事与话语建构。国家交往与文化互动始终是国际展览关注的一个重点。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展览并非纯粹和中立的，无论是中华文明，又或是中国历代艺术，亦或是清代宫廷物品，哪些文物被选中而组合成群体，并以何种方式被排列展示，无不透露着策展者的判断和意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精选全国出土文物，建构中华文明的地理格局，又以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架起古老帝国之间的联想。“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邀请故宫博物院，选送清宫历代收藏参加展览，并以伯希和、 斯坦因、大维德、端方等人的收藏为参照，展现近代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交织。“盛世华章：中国宫廷艺术展”基本上是故宫博物院的出品，但郎世宁绘画所反映的中西艺术融合以及大英图书馆藏《西清古鉴》、大英博物馆藏青铜器和故宫博物院藏仿青铜竹雕所呈现的文化关系，则是在更广阔地当代博物馆交流合作领域构建艺术的话语体系。

第三，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作为文化的载体，文物、展览及博物馆的记忆与认同是多元的，包括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而且记忆与认同并非一成不变，它们在历史的时空中断、转变或传承。故宫博物院的建立是源于紫禁城及其皇家收藏身份的转化：由帝制宫殿转变为国家博物馆，从私家收藏走向公共遗产。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国历代艺术、明清宫廷文化和近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故宫、故宫文物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认同符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两岸文化交往事务里以及国际文化交流领域内具有独特意义。

总而言之，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艺术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纽带。故宫遗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国现代学术资源的重要构成。故宫博物院如何加强博物馆交流合作，增强文化认同感，提升国际话语权。未来可期，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