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靖如与父亲、弟弟2008年摄于青岛。安靖如的另一个弟弟蒂莫西当年代表美国队参加残奥会帆船比赛。

 

对于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二者的关系，黄玉顺认为两者在思想价值取向上极为一致，但因为生活、文化、学术等背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判断。安靖如表示，正是因为差异，两者才有合作的基础，共同推动儒学的进步发展，“儒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学术性的，应该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是下一步将继续做的工作。”

（三）与武海霞谈“自由主义儒学”对儒学传统的偏离

在参加2017年“东方文化研究计划”项目后不久，安靖如教授还应邀在中央民族大学做了一次有关“进步儒学”的讲座。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武海霞在讲座后对他进行了采访。

武海霞：在您最近翻译出版的著作《当代儒家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发凡》中，您提到“儒家的哲学思维在国际哲学领域中是一个很小但又成长迅速的部分。”您能否介绍一下美国儒学研究的中心议题？美国儒学研究因为直接或者间接师承港台第二代新儒家，可否把美国的儒学研究归入新儒家这个派别？

安靖如：衡量学者学术影响力的一个办法就是看看谁带了最多的研究生与博士生，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下一代学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讲，3位学者对美国目前的儒学研究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倪德卫（David Nivison，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孟旦（Donald Munro，密歇根大学退休教授），安乐哲（Roger Ames，夏威夷大学退休教授）。

目前在美国研究中国哲学的领军人物都是他们三人的弟子。其中孟旦与安乐哲都曾经在香港学习过，并且受到过唐君毅的影响。因此也许可以说港台新儒家对美国的儒学研究有过影响。

但是，事实上新儒家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新儒家的一个核心特征——对康德哲学的重视或者用道统来阐释儒学——在美国的儒学研究中基本看不到。这是因为虽然孟旦与安乐哲都曾师从唐君毅，但他们自己的学术背景是多元的，而唐君毅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

此外，他们的学生都是在美国哲学系接受哲学训练，因此他们关注的是在他们的哲学研究环境中的重要问题。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儒学研究使用“美德伦理学”而不是新儒家的康德伦理学来阐释儒家的德性伦理观念，特别是倪德卫（DavidNivison）师生流派。但是也有其他研究儒学的人使用美德伦理学。反对使用美德伦理学来阐释儒学的人主要是安乐哲与他的学生们。安乐哲反对使用西化的理论如“美德伦理学”来阐释儒学，所以他和他的合作者罗思文（Henry·Rosemont.Jr.）认为应该使用儒学自有的“儒家角色伦理”来研究儒学。

美国儒学研究中还有一派非常注意研究儒学与心理学的关系。理论研究旨在能实际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利用现代心理学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儒学学者（特别是强调德性思想研究的美国哲学家）很快跟上了这一趋势，因为儒学中蕴藏了丰富的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我想强调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问题是哲学系的师生乐于探讨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哲学系中从事中国哲学的人数趋于上升，虽然横向比较而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还是少数。

除了哲学院系，历史学院与东亚系也都研究中国思想，这两个院系的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与经典文本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像哲学系那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儒学的哲学观念与理论建构上。

在东亚系，目前主要的研究趋势是试图挖掘清楚儒学早期经典文本的相关问题，以《论语》为例，《论语》在什么时候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在什么情况下才形成这个文本？《论语》中的材料来自哪里？《论语》中是否把不同的观点修正为统一的观点？

美国大部分的学者对中国哲学经典文本的同一性来源保持怀疑（比如《论语》是孔子师徒的问答集、《道德经》为老子所撰等）。

武海霞：范瑞平认为，当新儒家试图将社会民主概念植入到儒家说中去的时候，儒家的思想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观念的殖民化。您怎么回应这种看法？您怎么看待儒家哲学“现代化”这一议题？

安靖如：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的确认为西方的范畴被过多地用于阐释中国思想（在西方如是，在中国也如是），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就能够或者应该完全抛弃西方化的范畴。这里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不是在任何国家都要以相同的方式实现。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各个国家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清晰可辨的相似之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他们的现代经验有相似性，他们面临的挑战也同样具有相似性。在西方国家，“现代化”与“西化”是一回事，在中国，现代化只是与西方现代化（即“西化”）具有某种相似性。两者的现代化存在差别也存在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