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与反思

荷兰国立的藏品信息管理和服务相关的建设理念和组织架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馆在管理和日常运营方面的先进理念。

在对该馆数字化工作流程中各个节点的同事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根据他们对管理层设定的目标的描述——“版画在线”项目的目标是2021年要完成馆藏70万件版画、素描作品的数字化并在线上发布，2020年开始要逐步上线藏品相关的科学研究数据等，我最初的印象是，由于荷兰国立的大部分藏品并非本机构所有，而是属于国家托管，因此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对其信息化和数字化下达了硬性的指标和任务。后来在向荷兰教育、文化与科学部下属，为文化遗产机构数字化提供指导的荷兰数字遗产和文化知识中心（Kennisinstituut Digitale Cultuur）高级官员马可·斯特雷夫科尔克（Marco Streefkerk）求证时得知，荷兰国立现有的这些数字化策略及目标，均是由该馆管理层对国家相关政策及形势走向进行理解后根据自身发展自主做出的决策，并没有自上而下的硬性指标规定。这更加突出了管理层在博物馆数字化工作方面的先进理念和非常强的执行能力。

“版画在线”项目的藏品登记团队在藏品管理系统中登记相关信息，藏品数字化项目、藏品来源研究、藏品信息服务等多个团队都在不断整理、补充藏品管理系统中的信息

 

对该馆数字化工作流程的考察亦让我反思国内博物馆在数字化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中国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藏品信息板块的建设为例，由于藏品管理系统初建时信息较为有限，官方网站的藏品说明部分从网站上线以来，一直由内容编辑向研究人员约稿，经编辑、审核后通过网站专属的内容管理系统进行发布。该系统与藏品管理系统数据并不互通，这些经过编辑和审核的数据也不会进入到藏品管理系统中。在官方网站上线后的十年间，网站内容编辑和生产团队有10人之众，所生产的内容能够保证各板块内容的日常、持续更新。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2013年以来原网站编辑团队经历了较大的组织结构调整，目前官方网站中、英、青少年版的项目管理及日常运营人员分别不足1人，各个板块的内容更新几乎无以为继。随着藏品信息全面公开的必要性逐步显现，如何处理藏品信息公开和网站现有的藏品相关内容的关系，是线上数字团队面临的诸多挑战中较为突出的一个。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已经走过了以藏品管理系统建设为代表的信息化、以数字资源利用和数字展示建设为代表的数字化阶段，目前智慧博物馆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是国内文博界对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各个阶段及进程的一个较为常见的表述。而荷兰国立博物馆的数字化工作似乎很难定位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之中，该馆没有专属的数字展示团队，网站和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被放在了传播与市场部（Communication & Marketing），公众与教育部（Public & Education）在数月前刚刚设置了一个“数字学习协调员”（Digital Learning Coordinator）的岗位，除特色馆藏（Special Exhibitions）因陈列过于密集而在展厅中设置了可查看相关文物信息的平板设备外，常设和特展的展厅中几乎没有任何数字交互设备。

荷兰国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产品团队，官方多媒体导览是由公共教育部的数字学习协调员与传播与市场部的线上团队合作开发并进行维护

 

然而，如将其定位在仍处于“博物馆信息化”建设阶段的机构，该馆通过电子门禁系统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深度整合而实现的对工作人员位置及状态的实时显示，通过Power BI工具的接入在内网实现的参观者数据的监测、分析和可视化，包括改造完成的馆舍对含水层储能系统（aquifer thermal energy storage，简称ATES）的全面使用，均符合智慧博物馆的一些标志性特征。然而拥有一个藏品管理系统，其中有了一些基础的字段，是否能够被看作完成了藏品信息化建设，考虑到这些系统的实际使用体验和普及情况，藏品信息及数据的实际管理和后续建设，这一问题大概仍值得商榷。从这个角度来看，现有博物馆信息化、数字化和智慧博物馆建设成果及其在未来的可持续性上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评估的。

荷兰国立在数字化工作方面所体现出的前瞻性仅是该馆高质量的运营和服务的一个侧面，这样的高质量同样体现在公众与教育、市场推广、会员服务等诸多方面，以该馆米其林星级餐厅Rijks®️为例，在西餐强调本地、应季食材的大趋势下，闭馆改造时该馆已在新设计的花园中为其规划了温室，种植几乎被遗忘的本地古典蔬菜。参观者徜徉于温室中观察并了解这些蔬菜的相关知识时，也会发现这些蔬菜可以在Rijks®️品尝到，形成了完整、闭环的客户旅程（customer journey）。从这一点上来说，荷兰国立是一个具有鲜明的21世纪特征的博物馆，其在运营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值得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参考和借鉴。

为期八周的交流工作收获颇丰，除藏品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经验之外，数据采集规范、信息服务质量、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等领域亦给我很多启示，让我得以在博物馆数字化工作方面开拓了新的思路，在此再次感谢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提供的宝贵机会。

（本次交流项目得到得到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向笔者开放馆内藏品及人员信息，在此特别感谢以下对此次研究计划提供信息和支持的同事：Cathy Jager, Cecile van der Harten, Mercia Kerkhof, Maarten Heerlien, Chris Dijkshoorn, Amy van Harten, Henrike Hövelmann, Marte Sophie Meessen, Emma Webb, Femke Coevert, Ching-Ling Wang, Iris Labeur, Peter Gorgels, Olga van der Kooi, Tine Thörig, Henni van Beek, Ron Lagerwaard, Saskia Scheltjens, Annemies Broekgaarden, Wouter van der Horst, Gaby Laudy, Sanne de Jong, Linda Volkers, Anna van Lingen, Froukje van der Meulen, Tony Nathan, Sandra Plukker, Tamar Bos, Cindy van Weele, Trineke Kamerling, Hans Rooseboom, David B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