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布勒夫眼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不是单一存在的。也许是因为对量子力学等科学有所研究，事物之间的关联、变化才是他最为关注的部分。《道德经》对莱布尼茨的影响，《易经》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示，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多布勒夫一再向中国专家学者提出的，而他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课题，正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

保加利亚与中国的联系也是多布勒夫关注的重点。据多布勒夫介绍，保加利亚虽然距离中国很远，但两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古保加利亚人居住在中亚地区，与中国曾是近邻。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是两个曾经使用过中国古代历法的欧洲国家。直到9世纪中叶，保加利亚民众仍然在使用中国古代的历法......”这是多布勒夫此行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他几乎将这段往事讲给了每一个有过交谈机会的中国人。“这让我感到自己与中国有着一些联系。”

“此次参访途中，我发现，今天的保加利亚与中国仍然有着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不仅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表现在文化共鸣上。”多布勒夫说，“在保加利亚，有一些专家学者专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工作。我听说，一位研究唐诗的保加利亚教授已经将他和学生对同一首唐诗的不同翻译集结成册，就要出版了。”

参访全程，多布勒夫都在悉心寻找中国与保加利亚、中国与西方的细微关联。宗教建筑中使用的符号、文物的纹理和造型、民居的构建、民众的生活习俗......每找到一些相似之处，他都会兴奋地拍照记录。

2015年5月17日，多布勒夫结束了“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的全部行程，满载收获离开了中国。他表示，要仔细梳理此行获得的海量信息，将中国之行的成果分享给尽可能多的保加利亚人，并将以此行的收获为基础，对中国文化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正是‘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所要达到的目的，通过参访、座谈，让外国专家们更加主动地去研究、分享和传播中国文化。”陪同多布勒夫参访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迟润林表示。

回顾这次中国之行，多布勒夫感慨良多。“这次‘东方文化研究计划’让我收获了太多太多。此前，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曾两次跟随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是我第一次以独立学者的身份来访。在安阳，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商朝时期的灿烂文化，了解了中国文字的起源发展；在北京，我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国学者深入交流，他们带给我很多关于中国哲学和宗教研究的启发；在西安，我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加直观、生动的认识，也为不同宗教、民族在中国的和谐共存而感动。”

9天的时间，让多布勒夫感受到中国古老文明的魅力，让他对中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思路和启发。最让多布勒夫兴奋的是，通过“东方文化研究计划”，他得以与中国哲学、汉学方面的专家深入座谈，与中国大学生互动，并与各大博物馆的馆长、专家交流。“行程中接触的每一个人，都为我提供了大量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这些对我日后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多布勒夫说。

通过此次中国之行，多布勒夫脑中的中国、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图景都更加清晰了。“中国哲学蕴含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文字的起源、发展和变化，佛教、道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和谐共处......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显示出中国哲学与思想的影响和变化。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以及实地参访，让我能够从不同角度、不同路径去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多布勒夫说，“现在，我对中西方哲学、宗教的联系有了更多了解，更能够从多元化角度看待它们之间存在的异同。西方学术试图寻找固定不变的宇宙规律，而东方思想则更多强调‘变’的哲学，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著述，都体现着这种思想。事实上，我认为，西方哲学乃至现代科学研究都受到东方思想的影响。中国哲学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科技、政治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独立学者，多布勒夫表示，不会把研究当做负担或任务，也不想给自己制定太多计划，但非常愿意将这次中国之行带来的震撼分享给更多保加利亚人。临别时，他说：“回国后，我将在索菲亚大学等高校举办讲座，把此行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感兴趣的学生和教授。此外，我接受了保加利亚一家电视台的采访邀请，我将协助他们制作一期有关中国的访谈节目，与电视观众分享心得。当然，我还会对此行收获的知识和信息进行梳理，将其运用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去。我的一位哲学教授朋友、保加利亚开放大学校长对中国哲学也非常感兴趣，他希望我们能够对中国哲学展开进一步研究，联合撰写与中国相关的文章。”

回国后，多布勒夫先生经常会通过邮件告诉我他的近况。我了解到，除了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之外，多布勒夫果然开始更多地从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工作，包括参加座谈会、接受电视台采访、去高校举办讲座等。如他所言，希望将此次中国之行分享给更多的保加利亚人，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让更多的保加利亚人乃至欧洲各国民众，对中国、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有所了解。

多布勒夫拜访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刘继贤并与大家合影。

 

（二）两年酝酿终出力作

记得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天，当我问起多布勒夫先生有什么需要购买的东西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非常希望能够购买一些书籍带回保加利亚。”于是，我们在王府井外文书店花费了半天时间。多布勒夫沉醉在哲学、历史、文学领域的货架之间，精挑细选对自己研究有帮助的书籍，此外，他还购买了一些学习汉语的书籍，表示回国后会继续精进自己的汉语。

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和准备，多布勒夫先生终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了，书名为《古代中国的玄学》(非官方翻译)。书中包含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易经》和《道德经》的翻译以及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散文和评论；第二部分谈论了中外哲学家和学派相关的故事、言论等；第三部分则记载了一些怪奇故事和寓言故事。这本共有470页的保加利亚文著述，不仅囊括了作者对老子、庄子、荀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及其哲学经典的研究和理解，还包含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现代科学理论的联系与对比等，内容丰富，角度新颖，堪称一本能够让保加利亚人从哲学角度了解中国文化并寻找到中西方哲学及文化关联的力作。

两年的潜心研究以及图书的出版，让多布勒夫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和深入，越来越多相关人士通过他的研究和著作与他取得联系，不少中国高校、基金会的专家和负责人都希望更多地参与到中保文化交流中来。

时任驻保加利亚文化参赞尹亚利说：“多布勒夫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比较特殊，不是在重复别人的东西。上次访华对他真的很有帮助，纠正了他一些模糊的认识。尤其是与国内专家和学者的交流，对他十分有益。”

在给尹亚利的邮件中，多布勒夫也提到：“中国之行，尤其是造访古城安阳和西安，让我对中国文化及传统的理解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专家和教授们的座谈拓宽了我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认识，也给我带来诸多启发，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为此，我非常感谢您和一切接待我的朋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趟中国之行改变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