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识别原则”的转变

图8 普陀山“禁止舍身燃指”碑刻修缮体现的“可识别性” （碑高2.39米，宽1.05米，2015年9月2日摄）

在文物保护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威尼斯宪章》（1964年），其主要理念来自布兰迪所代表的意大利修复流派。其所倡导的最小干预原则、可识别原则、可逆性原则、与环境相协调原则等等至今仍是文物保护需要遵从的原则。这些理念传到我国，被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受和实践，如图8所示，右侧中部的岩块上用竖向刻线表明其为后补，就是体现的“可识别原则”，也即新修补处必须与原文物有明显区别。因此，当在意大利博物馆内看到诸如图9和图10这样的修复时，我认为它们都是在这些原则尚未建立之前、比较久远的时间段修复的。我在参观时仅仅只是将其作为历史案例拍摄了下来。但是，当后来看到正在维修中的米兰大教堂和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图11、图12）时，我迷惑了：这两个教堂的维修，既没有“以新材料、新技术，以及简洁轻巧的体例，来反衬旧元素的历史感、沧桑感，以及厚重粗糙的质感”，也没有“在周边做一道较浅且持久的连续标记，从而表明干预的范围”，而是使用了原材料、原形制（仅靠观察无法得知其施工工艺）的复原方法。因为尚在修缮中或刚刚修缮完成，新添加的石材清晰可辨，但不用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则无论从形式、质感还是色彩上都将无法区分。这种原材料、原形制，不做旧、不做任何标识的方法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保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不同的理论条目相互排斥的情况，但这两个教堂的修复似乎是和所有修复理论都相悖了。而且，这其中很多的理论是在意大利发芽、开花，在全世界结果的。困惑中，我询问了意大利的同事，他只是淡淡说了句：意大利目前比较多地使用这种修复方式。

图9 佛罗伦萨皮蒂宫展品

图10 梵蒂冈博物馆展品

图11 米兰大教堂刚刚维修完成的部分

图12 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外部正在维修的柱子，采用了原材料、原形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