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宁宫出土文物展（©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鉴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政府开始着手“文物外交”的战略布局。1971年7月24日，周恩来总理批准了郭沫若《关于筹办出国文物展览并成立筹备小组的报告》，任命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为组长、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副组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王仲殊为成员。同年8月17日，国务院又向各地博物馆发出《国务院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举全国出土文物以精选出国展品。197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武英殿初步陈列，计有文物493件，复制品27件，辅助展品135种。是项展品是新中国出土文物的精华，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的蓝田猿人起至17世纪的明代万历朝止。展览以表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为主题，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展品按时间顺序陈列。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是新中国为实现外交突破而有目的、有计划、自主筹备的首个大型出土文物展览，文物的挑选都是中方人员独立组织的，展览计划也是中国政府应各国要求而推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筹展人员合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诚然，中华文物展以政治交往为目标，每套展品皆由中方专家择定。但是，每一场展览的具体策划是由双方专家协商而定的，而且与邀请方的策展理念及其目标密不可分。对于已有近半个世纪策划国际展览经验且成功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皇家艺术学院来说，新中国出土文物展是其对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的又一次诠释和叙述。对比两场展览，既有伦敦艺展会在展线设计、艺术再现、宣传策略等方面的延续，又有中华文物展在展览内容与陈列形式方面的创新。

首先，整个展览的概念设计是基于中国朝代的演变，观照历史叙事的逻辑和语境。第一，“序厅+系列展厅”的逻辑布局。中央大厅的大半个空间设计为展览的序厅，简明扼要地阐释中国历史，其他空间展按照历史脉络有序布置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形成流畅的闭合展线。这一点与伦敦艺展会的空间设计如出一辙。第二，“明星展品+出土场景”的内容设置。在展线的重要节点，布置明星文物，形成起承转合、高潮迭起的参观体验。例如，金缕玉衣置于复原的墓葬环境之中，铜车马按照出土原貌予以集中布置，使观众产生视觉冲击，形成历史的时空想象。这一点是对伦敦艺展会的完善。第三，“出土文物+历史文化”的解说模式。1935年的伦敦艺展会上，虽然也有考古发掘品，但更多的是传世收藏品，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形象展示，有明远堂的空间再现和皇帝宝座的复原布置。以此反观1973年的中华文物展，唐代厅堂建筑的设计、复原、布置是对这一解说模式的借鉴和应用。以中国式建筑空间陈列中国出土文物，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展品的用途。

伦敦艺展会参观地图（©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

中华文物展参观地图（©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