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在近代历史中可谓命运多舛，作为目前中国本土以外最大的中国文物庋集地，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和艺术品消费潮流演进的角度，来考量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艺术品在美国的聚集。

在美国博物馆与私人收藏中，中国艺术品收藏的形成经历颇具值得思考：相对于欧洲大师绘画以及古典时代的雕塑与建筑，中国的陶瓷玉器以及青铜器，对于十九世纪绝大多数西方收藏家和一般民众来说，尚不具备被理解风格及审美价值的途径：它们的身份真伪尚待验证，优劣难于鉴别，市场价格拥有巨大的上升潜力，对于艺术品投资者极具诱惑力。另一方面，这些中国艺术品在工艺技术与原料质量上的成熟与优势则是一目了然的。作为房屋内部装饰，是一种体面、经济的选择；以古代文人书画为代表的笔墨艺术，在西方审美惯习语境中得以推广传播，还需假以时日。但是，美国迅速扩张的中产阶级的新建住宅，却留下空荡荡的壁炉虚位以待。这种对新增财富的喜悦与对新的生活方式进行审美的野心，使得装饰艺术的所有部门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欧洲大陆的审美取向至今仍旧是美国社会富有阶层装饰口味的风向标，亚洲元素在欧洲艺术界的影响，在当时尽管刚刚萌发，却前景光明，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察觉这一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的艺术品外流，使得欧洲民众获得接触中国皇室艺术收藏的机会。这些代表中国一流手工艺技术的精致器物对艺术创作观念所产生的真正影响，还需稍待时日才会开花结果，但美国东北部各大都市为中心的“陶瓷泡沫”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将晚期中国瓷器的价值一度抬高到令人瞠目的地步。J.P.摩根（J.P.Morgan）著名的中国瓷器收藏是这一时期最有说服力的见证，收藏家本人也是造成泡沫最主要的推手之一，这与我们在今日艺术品市场之所见区别并不大。这批收藏在摩根去世后，经由艺术品交易之王约瑟夫·杜维恩（Joseph Duveen）从中斡旋，其中最精彩的部，由小洛克菲勒（Rockefeller Jr.）收入彀中——与喜爱现代艺术的艾比·洛克菲勒（Abby Rockfeller）不同，小洛克菲勒将中国瓷器收藏视为毕生唯一个人兴趣。可惜他尽管个性审慎但缺乏收藏顶级艺术品的战略眼光，在其有生之年见证了这个泡沫的破灭。但是无论如何，其结果都是使得今日的大都会博物馆拥有极为精彩的中国陶瓷收藏。

以J.P. 摩根为典型代表的、在全球金融界具有无与伦比影响力的一代美国金融家，通过购买艺术品，使得美国本土，成为除欧洲之外，全球艺术品收藏版图中最重要的庋集地。在其购买能力所能触及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对该地区最有价值的艺术品进行购买和收藏，从而证明其已具有对该地区文化进行审美的能力；能够对地区性艺术进行鉴赏与审美，即是对其文化最纯粹部分的把握与占有，这标志着美国在超物质的观念领域，完成了对这片土地的征服。

历数美国收藏中国艺术的主要机构，波士顿美术馆对于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乃至美国其他机构早期亚洲艺术收藏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波士顿美术馆仍旧是亚洲艺术品在美体量最大、水准最高的庋藏地。美国收藏家对亚洲艺术的早期兴趣造就了波士顿美术馆与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前者对包括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艺术博物馆的亚洲收藏产生了至深的影响，正是它的亚洲艺术收藏，使得最早一批致力于中国艺术研究的美国艺术史学者以此为毕生的职业理想，也使得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成为培育二十世纪前半叶美国各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人材的大本营——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副馆长保罗·萨克斯（Paul Sachs）利用了近水楼台的优势，培养出第一批具有美国学术背景的中国艺术研究人才，如兰登·华尔纳（Landon Warner）、阿兰·普里斯特（Alan Priest），劳伦·史克门（Lauren Sickman），满足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中国艺术收藏的急剧扩充背景下，各机构对于艺术品鉴定与研究专业人才的需要。

弗里尔美术馆的藏品捐赠人以及缔造者，查尔斯·朗·弗里尔（Charles Lang Freer）则是美国早期屈指可数、基本上依靠自学成才的中国艺术品鉴赏家、收藏家。大都会早期的亚洲艺术品入藏遴选，一度仰赖于他的个人判断。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位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现名为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Nelson-Atkins Gallery）的亚洲艺术收藏开始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它在大萧条时代利用文物市场不景气的局面大量购入高品质的中国艺术品，曾经一度与大都会竞争收藏来源，并最终成功跻身美国中国艺术品收藏一流机构行列。今日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严肃的收藏家在向公众展示其收藏时，往往会致力于出版一本学术性的展品图录，这一结果的产生并非偶然。在搜求藏品的过程中，美国收藏家使得公众越来越多机会对亚洲艺术进行了解，这些展示相对于以往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乃是全然陌生的领域；对于收藏家来说，他们亦开始逐渐意识到，艺术收藏并非随机购求的简单行为，他们的收藏，在艺术史的脉络中具有建构历史、提供总览视角的重要意义，这使得收藏的价值远超过藏品的庋集总合。

美国的艺术收藏机构和公众对中国艺术的广泛关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真正开启。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士兵回国后，带回了他们对中国的体验与回忆，以及大量战争纪念品，其中亦不乏艺术品。新中国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与两岸故宫收藏的展示与研究，都使得整个西方，一次次为中国艺术悠远绵长的文化血脉和弘达深邃的创作格调所折服。各艺术机构对于亚洲艺术收藏的热情追逐和不断升温，最终导致今日美国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的宏富体量与卓越品质。除上述机构以外，其他著名的收藏地还包括位于费城、克利夫兰、旧金山、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西雅图、丹佛等城市的大型艺术博物馆。这些机构中国艺术收藏形成经过，与美国在各个时期颁布的外交法令与奉行的金融政策，乃至中国近代曲折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此外，各个机构的亚洲部门主管，通过各自的学术视野和审美品位，彼此间展开激烈的收藏角力，最终奠定了今日美国艺术机构的中国艺术收藏格局。

通过对这些机构保管的中国艺术品的观摩，以及对部分藏品入藏经过的耙梳，一幅二十世纪美国博物馆中国艺术收藏纪程长卷不期然地逐渐展露，揭示出近代美国公共文化机构特殊的发展轨迹，以及美国博物馆中，中国艺术收藏与相关学术研究，对构建美国近代文化版图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作为中国本土以外，最大的中国艺术品庋藏地，成为近代东西方艺术在创作实践与收藏审美两个领域进行碰撞与激荡的特别场域。众多私人收藏家及收藏机构，通过对中国艺术品的搜求与鉴赏，对一元化的“中国印象”进行了反思与挑战，不断构建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思想以及艺术创造活动的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