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中，杨先生用“古驿道”暗喻人生似旅途；《走到人生边上》同样喻人生为渐行渐远的旅程。作者已经九十六岁，她走在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之中，回望来路，斯人已逝，多少前尘旧事，魂牵梦绕，难割难舍，难断难了。从《写在人生边上》到《走到人生边上》，岂不是在生命的暖流中，两个默然相契的灵魂长相守望，超越了时间空间，超越了阴阳生死。如此这般的“夫唱妇随”，令我感动莫名。

《走到人生边上》是部领军之作、升华之作，和杨先生以往的作品大不相同。全书编排分为两个部分。杨先生称前半部四万余字为“本文”，将后半部十四篇散文冠以“注释”之名。就是说，前半部是主体，是文本；后半部是文本的注脚。本文与十四篇散文之间，形成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非常格局。这样的阐释方式可谓是别开生面，前无古人。

“注释”部分读来备感亲切。它们是我熟悉的风格，喜爱的笔墨。阿菊闯祸险酿大火；喜鹊夫妇筑巢之勤，丧子之痛；三叔叔的家庭悲剧；秀秀为亲人无私付出，回报却是亲情的疏离和背叛，等等。作者平实写来，却动人心魄，犹如阳关三叠，一唱三叹。其内容呈现的善善恶恶、是是非非，又无不与前半部的本文相契合照应。杨先生之冠名“注释”，很是贴切，很是深刻。

本文部分文风一变，夹议夹叙，开合自如，纵心而论。议论时虽然旁征博引，却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叙述时文笔灵动，旨归又紧扣议论。阅读之初我颇为惊讶，稍有陌生之感。细读下来，又颇多新鲜之感。在不大的篇幅中，作者议论所及，都是古往今来的大命题、大难题。诸如：生存死亡、神灵鬼魅、肉体灵魂、宗教信仰、道德良心、人生价值，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拈出哪一组论题，相关著作早已汗牛充栋，古今中外多少大士哲人、专家学者毕其一生殚精竭虑而至今仍然莫衷一是。可以断言，未来若干世代辩论也仍将继续，未有穷期。

中国文士论学养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杨绛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兼具两“万”的耆学宿儒。或许她更多此一筹：她即将登临生命的珠峰—— 一百岁，而且至今未见有高山缺氧反应。她依旧思路清晰，下笔琳琅。她在本书中涉及如此之多的人生哲理，气势宏大，却无意强作解人，一一得出终极结论。作者凭借她过人的聪明才智、深厚的知识学问、丰富的生活阅历、惊人的毅力勇气，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去思索，去感悟，去质疑，邀约读者对生命多一分关爱，对灵魂多一分修炼，对命运多一分敬畏，对良知多一分守护。

《我们仨》是至情之作，读者要用情去阅读，追随作者歌哭，体味人间至爱，达于至真。《走到人生边上》是至理之作，读者要用心去阅读，追随作者思考，求索人生真谛，“止于至善”。

《听杨绛讲往事》

吴学昭执笔的杨绛先生传记《听杨绛谈往事》由三联书店出版。在这部“获得杨绛先生首肯”的传记里面，读者不仅了解到杨绛先生从儿时到98岁所经历之种种，也感受到杨绛先生的淡泊气韵。

初遇钱钟书

1932年初，借读燕京手续办妥，阿季与父亲商量要北上借读。父亲不大放心，说：“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三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阿季果然约到周芬、张令仪两女生，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三男生。张令仪本约定同行，但她临上火车赶到车站，变卦不走了。

1932年2月下旬，阿季与好友周芬，同班学友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三君结伴北上。那时南北交通不便，由苏州坐火车到南京，由渡船摆渡过长江，改乘津浦路火车，路上走了三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经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了空，没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