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几乎成了当时文艺青年竞相崇拜的偶像。据其晚年回忆，当时有人介绍钱钟书时，常常会冠以“这是杨绛的先生”。一天夜晚，钱先生看了杨绛的话剧以后，从戏院出来的路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妻子说，自己决定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而这部小说，正是后来风靡文坛至今不衰的《围城》。杨绛听了以后大为高兴，竭尽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她让钱先生减少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钟点，并将本来就很节俭的家庭生活进一步加以省俭，甚至辞退了女仆，自己兼任一切家务，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围城》于1946年完成，但在当时，杨绛的盛名仍在钱先生之上。

钱钟书先生在1959年写给杨绛的十首诗中，有两首还提起这一段时间的往事：“弄翰捻脂咏玉台，表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他责怪自己是个书呆子，不会家务琐事，耽误了杨绛先生许多读书写作时间来照料自己，使杨绛的创作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忘却身为女秀才”。在另一首诗中，钱先生的内疚之情则更为强烈：“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不仅赞扬了杨绛的剧作生动传神，更自悔当年不该像赵明诚嫉妒李清照那样文士争名，要与自己的贤妻一比高低。

《弄真成假》成功之后，杨绛先生又接着写了一部三幕闹剧《游戏人间》。1944年夏由上海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上演，剧作家姚克导演，他极力保持了喜剧的纯洁性，对人物的塑造和环境的安排也很成功。1945年夏天，杨绛写了四幕悲剧《风絮》，上海苦干剧团决定搬上舞台，并由黄佐临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员丹尼担任女主角，未及上演，抗战就取得了胜利，演员们各奔前程，首演就此遥遥无期。此后杨绛先生没有再创作剧本。

话剧百年，重现舞台

对于《弄真成假》再次搬上话剧舞台，杨绛先生起先很犹豫，她觉得近年来重排重拍的老戏很多，但能在艺术上超过旧作的极为少见。而一些为迎合当下社会趣味而做的改编，又往往使原来的作品失其本真。最终，在导演杨昕巍多番解释后，杨先生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下，免费授予该剧版权。

究竟是什么理由最终打动了杨绛呢？“为中国话剧百年再做贡献。”杨昕巍笑着说道。“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绝不该遗忘杨绛先生的这两部旷世之作。”为了让这颗剧坛明珠重放光彩，杨昕巍力图在作品中加重历史感、人文观和当代质感。“旗袍、弄堂和留声机并不仅仅是老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唯一代言。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孤岛时期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状态。”杨导特别指出了长时期以来“孤岛文学”留给人们的错误印象：“1943年的上海，正是日伪统治，孤岛沦陷的时期，政治环境严酷紧张，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艺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和打压。这个时候，最为著名的作家莫过于张爱玲，她在孤岛时期写的很多小说，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至今为读者津津乐道，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很多年轻的读者更错误地理解了4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溺于华丽文字下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中，甚至认为那时候的上海是浪漫的，奢华的，醉生梦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读历史。”

实际上，在严厉的政治压迫下，当时很多作家都无法直抒胸臆地创作反日抗日表现民族忧患的作品。但不管如何，在上海孤岛沦陷区的文学创作上，除了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张爱玲外，还有太多作家和学者有待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杨绛先生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尽管杨先生在原作中并没有对当时环境的过多描写，但我希望通过剧组的努力，尽量在最大尺度上展现孤岛时期的众生相。希望《弄真成假》能够成为观众窥视和认识孤岛文化的一扇新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