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特意撰写了《杨绛与杨季康》一文，祝贺《弄真成假》的上演。对于几十年后自己的作品重登舞台，杨先生感慨良多：“杨季康曾当过‘四害’里的‘苍蝇、蚊子’之类，拍死后也没有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写过一篇‘废话’《隐身衣》，说隐身衣并非仙家法宝，人世间也有：身处卑微，人人视而不见，不就没有了吗？我不合时宜，穿了隐身衣很自得其乐。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间，虽然杨绛的大名也曾出现过几次，这个名字是用水写的，写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没有了。

“想不到戏剧界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级3班的同学，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选中了杨绛处女作《称心如意》，于今年（二〇〇七）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演出。十一月间，上海又将演出杨绛的《弄真成假》。这两个喜剧，像出土文物，称‘喜剧双璧’了！我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承他们抬举，还让我出头露面，说几句话。可是我这件隐身衣穿惯了，很称身；一旦剥去，身上只有‘皇帝的新衣’了。我慌张得哪还说得出话呀！”其中的喜悦之情自不待说，而文字背后的超然物外，真值得玩味。

“杨绛是位豁达坚强的老人，她在晚年承受的痛苦，我们根本不能想象。”黄蜀芹说。

1949年后，钱钟书、杨绛全家迁到北京。由于钱、杨夫妇二人生性恬淡超然，常常过着深居简出、埋首书卷的生活，难免被人说成“乖僻孤傲”，“难以亲近”，因此，当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著名导演黄蜀芹想要拍摄电视剧《围城》时，顾虑重重。“我真的很怕，万一拍不好，惹得老先生不满意怎么办？或者钱、杨夫妇不同意我们拍摄这部作品又怎么办？”黄蜀芹至今记得当时接拍这部作品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一次，我在外取景时不小心把腿摔坏了，当时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疼，而是——《围城》我不用拍了！”只因钱钟书先生的名言“你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看看是哪个鸡生的”，使得黄蜀芹怎么也不敢上北京见这对闻名世界的学者夫妻。于是，编剧孙雄飞怀揣着柯灵先生的介绍信，只身飞赴北京，向钱、杨二老请教。

“谁知道老先生夫妇见到上海来的客人极为热情！根本与外界传说的冷傲孤僻截然不同！”黄蜀芹笑着说道：“尤其是柯灵伯伯的介绍信，热情洋溢，老交情打动了两位淡泊名利的老人。”当钱、杨夫妇得知黄蜀芹正是当年《称心如意》导演黄佐临的女儿时，一口答应了改编权，钱钟书先生甚至动情地说：“人是要讲交情的。”当年在“孤岛时期”黄佐临对于钱、杨夫妇的帮助，两人始终记得，而这份出乎意料的支持与肯定也使得《围城》主创人员感动不已。

钱、杨二老的格外支持令黄蜀芹唤起了幼年一段往事的记忆：在她小时候，父亲黄佐临经常用自行车带她去长城电影院剧场(在现在的复兴中路，以前的辣菲德路)排演《称心如意》。在上班路上，父女两人时常会看到钱、杨夫妇在复兴路散步。这时，佐临先生总会停下车，同两人说上几句话……正是这样延续两代的深厚感情，支撑着黄蜀芹坐在轮椅上拍完了《围城》全剧。短短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蜀芹与陈道明、葛优等演员核对着原著，认认真真拍了整整100天，平均每10天才拍完一集。如此敬业的工作态度与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使得电视剧《围城》真实再现了浓重的历史风貌，也让方鸿渐、李梅亭等鲜活的人物得以在数十年后还原于读者眼前。

片子完成后不久，样带便送到了钱、杨夫妇家中，毫无把握的黄蜀芹不知老先生会怎样评价。没过多久，钱、杨夫妇寄来了充满肯定与赞扬的信件，“片子很好，没有走样。我们夫妻一直看到了半夜，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又回到了上海。”这番赞许终于使黄蜀芹放下了心中的顾虑。

“打这以后我才第一次踏进了钱先生、杨先生三里河的家门。”说起对钱钟书夫妇的第一印象，黄蜀芹介绍道，“他们夫妻二人为人坦率、淡泊，丝毫看不出传说中的傲慢狂妄，相反的，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真是非常平易和蔼。他们从不会敷衍，更不客套，不啰嗦，是非常本质化的知识分子。看见他们，我就想到自己的父母，也是那么超脱率真，真像！或许因为他们都曾经留学英国的缘故吧。”让黄蜀芹更为惊讶的，是钱氏夫妇简单得近于简陋的物质生活。“他们住的是国务院专家楼，居住条件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房子又高又大，空旷得很。可就在这么好的居住环境中，钱、杨二位连装修都不要，水泥地、白墙，原封不动，连地板都不铺一铺。”在黄蜀芹眼中，钱家连一样具有装饰性质的物件都没有。“国家给他们分配什么他们就用什么，他们觉得一切装饰毫无意义，只要实用就好。就连他们穿的衣服，那么多年了都没有改变过式样。钱先生永远是中装或中山装，杨先生总是蓝布衫、灰大衣。”如此具有个性的文化夫妻，在生活要求上却如此淡泊，黄蜀芹真正理解了两人的境界。

电视剧《围城》的成功带动了一场浩大的“钱钟书热”，使得钱钟书夫妇在沉寂了近40年后重新为世人所知。1998年，钱钟书先生谢世以后，不少媒体和作家开始注意到了杨绛先生60多年前的几部话剧，并纷纷提出要求，希望购买改编电视剧的版权。杨绛先生却坚持：“若要把这个话剧改编成电视剧的话，我还希望上海的黄蜀芹、孙雄飞来做。他们曾经改编拍摄了《围城》，对那个年代生活熟悉。”

面对杨绛先生的支持与信任，黄蜀芹的确曾经有将《弄真成假》搬上荧屏的计划，但由于现实创作环境发生了改变，这个计划始终没有成形。“电视剧的初稿孙雄飞都已经写好了，但现在的创作环境令我们十分犹豫。当年我们可以10天拍一集，现在一般都是3天拍一集，这就离我们的要求会有很大的距离。此外，如今的投资商似乎也不大愿意投资如此文艺的题材，就怕卖不出去……种种因素综合下来，我们还是认为拍不了。”黄蜀芹颇为无奈地说道。

尽管将杨绛作品改编电视剧的梦想并没有实现，但杨绛与黄蜀芹依旧维持着深厚的友谊。黄蜀芹只要有机会出差北京，总不忘通过各种方式问候耄耋之年的杨绛老人。“杨绛是位豁达坚强的老人，她在晚年承受的痛苦，我们根本不能想象。”黄蜀芹至今对杨绛先生面对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相继去世时所表现的坚强隐忍敬佩不已。“钱老与女儿分别住在不同的医院，杨先生每天上午下午两边跑，还要互相隐瞒彼此的病情，所有的痛苦，都落在她自己身上啊！”两年前，黄蜀芹拜访了94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她惊奇地发现老人尽管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痛苦，思维与身体却依然很好，“和我90年代去看她的时候相比，杨先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优雅淡定，和那位用了很多年的老保姆一起生活在丝毫未变的老宅中，根本看不出时光的流逝。”在黄蜀芹心中，杨绛永远坚守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质，而其他任何东西对她而言，都已经是身外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