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回忆说，那时候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直接关系到新中国对外形象的塑造和扩大新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周总理总是要亲自具体地过问。他不仅观看出国节目，而且十分关心出国人的安全。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与周总理一起研究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情景。有一次在中南海的西花厅，周总理和周扬、周巍峙三人一起研究对外文化交流以及民间专业剧团的发展方针等方面的问题，总理笑着说，咱们三人都姓周，我是老周，周巍峙是小周，周扬就是大周吧，我们是三周一起使劲，把对外文化工作搞好。

1951年，新中国决定派出规模空前的、由222人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德国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然后去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演出。筹建艺术团之始，周总理问当时的团中央国际部负责人和文化部的周扬，此次谁带队？听说还没有最后确定，周总理马上说，让周巍峙去嘛。于是，周巍峙就成了这次为期长达一年多，参加联欢节后走访苏联东欧及奥地利9个国家的新中国青年文工团的团长，欧阳山尊、任虹、陈其通、王地子、侣朋先后担任了副团长。这个团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文艺上的切磋交流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周总理还多次指定周巍峙担任印度和南斯拉夫等来华访问的重要外国文化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而周巍峙每次都能克服重重困难，万无一失地完成工作，一次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和期望。

周老记得，那时周总理好几次半夜给他打电话，话题大多与外事有关。有一次周总理打电话来，周巍峙头疼病剧烈发作，正躺在床上疼得打滚，夫人王昆喊他，他让王昆先接一下电话，然后赶紧艰难地强撑着去接总理的电话，总理等得特别耐心，还是那样语气亲切的开头：“周巍峙呀，我是恩来呀！”总理要周巍峙马上给已到达广州的访日艺术团的负责人林林同志打电话，嘱他在日本朋友的协助下加强安全工作，保障团员的安全。

这次电话也使王昆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丈夫的头痛病发作如此严重，已经非同小可。王昆马上拉上周巍峙到医院看急诊，诊断结果为脑神经严重痉挛，一种常人难以忍受其痛苦的疾病。

1964年，国庆15周年，为了配合亚非拉会议的召开，对外文委和文化部一起准备在北京举办“北京音乐节”，向国际社会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为表现中国音乐的气势，准备搞一个5000人大合唱。周总理得知后找周扬、齐燕铭、张致祥、周巍峙等几个人到西花厅商量庆祝国庆15周年的重点节目的安排。总理认为搞“音乐节”还不成熟，不一定能搞成。总理说，我有一个想法你们看可以不可以？我想搞一个大型音乐歌舞，反映2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成新中国的历史过程。周巍峙对全国文艺创作演出情况（包括部队歌舞演出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他大胆地向周总理说“只要条件许可，是可以搞成的！”后来有人问他，你当时怎么敢于承担这个重担。他说，那时有些比较现成的表现革命历史的音乐舞蹈创作，也有大歌舞作品可以进行改编、加工，只要集中人才可以编成。他说，当时主要是我对全国文艺队伍有很大信心，我认为他们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较高，革命精神责任心强，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周总理1964年7月30日在紫光阁最后拍板时特别说到，你们尽量搞，搞不成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现代戏接待来宾。总理的建议促成了后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演出。当时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周扬负责，另外还组成了指挥部，由文化部、总政文化部、上海文化局及北京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担任参加，负责大歌舞的创编、演出工作。

周巍峙实际上是“东方红”总的策划者，又是重要的牵头负责人，他经过周扬同意，雷厉风行，紧急调集大批全国著名诗人、作曲家、舞蹈及歌舞表演的编导、美术设计人员、幻灯人员，8月初就集中起来。到8月12日全部人员集中，他讲话动员团结协作，完美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他既负责业务，审看所有排演节目，又负责政治工作，还负责各类演出用品的保障工作，行政事务本身繁忙。特别是他还负责每天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一次，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听取指示。有时遇到一些不协调的情况还要出面调解，以保持领导班子的团结协作。所以他从8月初到10月中旬一直与演员住在一起，两个半月没有回家一次。周总理对《东方红》的创作演出比较满意，他10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对《东方红》全体人员做了党史报告，讲党的三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