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

在比香港更遥远的美国，马丁曾无数次遥想中国的模样。

1978年，作为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马丁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天很阴沉，中国是灰色的”。

此前，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没有进入中国的自由，小时候，他曾好奇地问父亲：“我怎样才能到中国去？”父亲说：“从咱们家院子挖个洞，跳进去，就能到中国了。”

马丁是坐飞机来的，他看到一个刚刚经历剧痛，正在自寻出路的中国。外国人不再一概被排斥，能给中国带来资金、技术和项目或给予帮助的人，得到有分寸的尊重。

“改革开放后最早来中国的外国人，绝大部分是来华投资的外商和我们请来帮助中国建设的专家，一般人要来中国仍然十分困难。”原外国专家局副局长陈阳进说。1980年，陈阳进被调到刚刚恢复的外专局工作，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引进国外专家的政府机构。

“最初的重点是语言老师，我们一年1300多个名额，八成到九成都是外语专家。”陈阳进说，英语、德语和日语是重点。

这些通过老教授介绍或者国际中介组织寻找到的老师，被分配到北外、上外、国际广播电台等部门，培养中国急需的外语人才。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在 2000元左右，一半儿用人民币支付，另一半儿是美元。“比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要低一些，但大大高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愿意来的，一般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陈阳进说。

安全是个被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专门制定了外国专家安全保卫工作30条，没有中国人的陪同，外国专家不能到处乱走”。

自由的尺度

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的行走，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奢望。

中国还在经历“文革”的时候，英国人威廉就有了一个关于长城的梦想。

1967年，还在英国一个小镇读初中的他在地图上第一次看到中国。“长城就横亘在它的北部，在地图上我看到长城的起点和终点。我梦想着有一天能骑着自行车，从一头到另一头”。

这个梦想后来变成了现实。1986年夏天，威廉辞去工作，来到中国。带着很少的行李，他从山海关出发，准备徒步走到嘉峪关，实现他幼年时的梦想。

这7000多公里的路程，让威廉感到了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劣势。他最大的麻烦，不是复杂的天气状况，也不是资金不足，而是没有通行证——当时，长城沿途有些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外国人需持相关部门开具的通行证才能通过。

第一次的徒步长城计划，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