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中国”在世界眼中，是特立独行的“红色”大国；后来，“中国”这个词混杂了“廉价产品”、“方向未知的崛起者”，再后来，“中国”又与“利益攸关者”、“G2”等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世界的“中国观”，经过了怎样的60年流变？

我们采访了几代海外中国人——世界对中国的观点最直接地投射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冷暖自知。

我们也考察了几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评断——尽管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总在纠结中，但是老布什、小布什，都热爱北京烤鸭。

我们还梳理了60年来海外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中国”前的定语，从“红色的”转变为“社会主义专政的”，而现在常用的一个词，是“乐观的”。

对中国的称呼，在西方记者笔下，60年来不断变换着颜色：比如“红色”、“蓝蚂蚁”，还有盛行百年并不时流行的“黄祸”，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国庆概括说：“上世纪80年代，外国记者到中国，会说，请带我去看大熊猫；90年代，他说，请带我去看不同政见者；到了21世纪，他会说，请带我去商务部。”

“蓝蚂蚁”

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

1956年底，第一个到“红色中国”的北美记者、美联社的兰卡什尔在游历8000公里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的预见性报道：“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卡什尔写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事实上，之前一年，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已经在报道中写道：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

吉兰的观点显然在西方更有市场，“蓝蚂蚁”成为此后中国二十多年里的代名词。特别是在美国，自1949年起，媒体不断制造的话题是“红色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但是，当真正的三年大饥荒发生时，西方媒体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包括极少数有幸获得中国签证的西方记者。

1949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原则之一，原先驻中国的西方媒体记者纷纷撤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媒体记者才得到邀请。

因为与周恩来的交情，1956年，路透社记者漆德卫成为第一个也是当时惟一一个常驻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外国记者。“那时候，我走在大街上，经常有小孩子叫我苏联叔叔，而我总是要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告诉他们，我是英国人。”他说。

这个西方记者的写作显然与众不同。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漆德卫写过《第一百零一朵花》，评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事件。当年因此作品被打成“右派”的27岁作家王蒙后来追忆：“漆德卫的题目起得很巧也很损，意为你要搞百花齐放，但现在出现的是一百零一朵花，不在你所允许的百朵之内。”

1956年6月，北京大学学生贴出大字报，批评大学教育，而漆德卫则注意到，宿舍墙上更大的口号“一切无视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很少有人注意这个警告。1958年，漆德卫离开中国的时候，王蒙被送到京郊劳改。漆德卫已经意识到反右的危险，而他没想到的是，此后发生的“文革”在他的西方同行眼中，却依然“充满了乌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