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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文化包工头”现象源自政绩观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接受了中国文化报记者的专访,就“文化包工头”现象、“音乐著作权保护”等当前文化热点话题发表了看法。

“‘文化包工头’是在艺术走向市场的初期阶段不可避免会出现的现象,对此不必过于大惊小怪。”陈晓光说,“这与一些行业在某一阶段被少数企业与公司垄断市场是一样的道理。”他认为,形成按名索人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首先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结果:这些导演在社会上声名显赫,成为人们考虑创作团队时的首选,其实名人的每一次创作未必都能产生名作。这是掌握决策权的文艺团体、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对这些创作者认同与选择的结果。

“导演人才,特别是有一些戏曲剧种的导演人才的匮乏也是重要的原因。”陈晓光认为,有一些戏曲以前是没有导演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艺术本身的发展,采取了以导演为中心来组织艺术创作的机制,这样戏曲导演人才的匮乏就逐渐显现出来。目前多数戏曲剧团是聘用话剧导演、电影导演、舞蹈编导等。这种借用他山之石的交流并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解决院团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他说:“戏剧导演人才的匮乏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在培养上没下过更大工夫,另一方面,戏剧的市场现状并不乐观,利益难以诱人,少有人愿意长期涉足。”

“形成‘文化包工头’这种创作形式最根本的原因,与我们有些艺术团体和相关部门领导者的政绩观念有关系。”陈晓光说,剧院团、文化宣传部门,甚至是党政部门的领导者总希望能排出一部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既能突出主旋律又能体现多样化的戏。“花大力气排这样的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获奖,是为了彰显领导者的政绩。所以大家都奔着名人一定能创作出名作这个误区去了。”

针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陈晓光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艺术院团及相关部门的领导者应该端正政绩观,明确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人民大众;第二,加强弱势的艺术门类的人才培养;第三,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形成行规,对部分要价过高的导演团队进行道德上的教育和行为上的规范。

对于当前舞台艺术创作新作频出、局面繁荣,但是其中精品却不多的现状,陈晓光说:“我们现在太急于对一部作品作出评价。”他认为,一个作品究竟是不是精品,要经受两个检验,一是人民群众的检验,大家喜不喜欢它;二是时间的检验,十几年、几十年后,人民群众是不是依然喜欢它。他说,历史上很多艺术作品是在其创作者去世之后才被奉为经典,所以艺术创作者应该把心思放在耕耘、播种上,至于社会、市场如何评价,不要想得太多,更不能纯粹为了获奖而创作。“我希望我们的文艺创作者能以‘永恒’为追求,不为时尚迷惑,不为传统束缚。只要辛辛苦苦耕耘文艺的土壤,该留下的终究会留下,不该留下的,一时炒作得再火爆也留不下。人民群众和历史对艺术品的选择和鉴赏既是有情的,也是无情的。”

作为著名的词作家,陈晓光对歌曲创作的现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著作权的保护对繁荣词曲创作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音乐著作权保护算是走在诸艺术门类前面的,但是问题仍然不少。”他认为,目前创作者与演唱者、使用者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很容易伤害一些优秀的作曲家,但同时也强调,这并不是导致现在优秀的歌曲作品少的唯一原因。他说,现在词作家、曲作家离生活越来越远,很少深入群众,去发现新的文学与音乐元素,“为生存而创作,为生存得更好而创作的人越多,能与人民群众产生思想情感共鸣的歌曲就越来越少。”

陈晓光认为,在传媒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们能够获取歌曲作品的渠道非常丰富,相应地,作品产量也增多了,但是数量与质量却不成正比。“上世纪8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每年的产量是3万首,现在据音协领导估计是30万首。原来一首歌要经过演唱者长时间的二度创作,每一次演出都是新的创作。而现在的高科技录音制作再加上假唱并不利于好作品的诞生和流传。”

他说,改革开放30年来,歌曲创作也需要很好地总结艺术创作的经验教训,不能只强调歌曲创作取得的成绩,更应该进行反思,“知不足,方可长足而进。”

据悉,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正在创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当记者问及该剧目的创排情况时,陈晓光表示“目前无可奉告,保密”。(中国文化报记者:刘修兵 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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