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早期中苏文化交流，刘诗嵘老先生可说是最合适的采访对象之一了。当年，他曾在周巍峙的领导下，亲历了1952年、1954年苏联艺术代表团两次来访，负责艺术团的接待工作。而今，已82岁高龄的他，仍然在为《中国歌剧史》的撰写殚精竭虑。

刘诗嵘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事业的发展整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此时的文化交流，除了肩负着“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任务，还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即为了中国今后的文化事业建设，尽可能全面地学习国外比较成熟的艺术经验。1951年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东德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首次将新中国的形象展示给了国际社会，带回了一系列艺术方面的重要经验。1952年、1954年苏联艺术代表团两次来访，则可以说是直接将富有生命力的艺术种子播洒在了新中国大地上。用今天的话说，尽管当时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但领导人对“走出去”和“请进来”工作特别重视。两次接待苏联艺术代表团就是对此的见证。

第一次接待大规模国外艺术团

解放前，在刘诗嵘还是一个倾心音乐的学生时，他就已经知道苏联在音乐方面有较高的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刘诗嵘进入中央歌剧院的前身——华北人民文工团工作。在这里，他曾多次听贺绿汀、金紫光等领导同志畅谈，要进一步向国外学习，以推动国内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然而，限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联系很少。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交流活动一直限于苏联、东欧的范围内。不过，这些国家也都有较为悠久的歌剧艺术传统，因此收获还是颇为丰厚的。

1952年，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苏联艺术代表团来华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接待如此大规模的外国艺术团。这次来到中国的艺术家不仅专业上十分多样，而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芭蕾方面有乌兰诺娃，声乐方面有盖达依、哈侬、纳塞罗娃、贝布托夫、聂恰耶夫、米哈依洛夫，小提琴方面有柯岗、卡维尔兹涅娃，钢琴有叶米里央诺娃，木偶有奥布拉佐夫，此外还有一位魔术家和一对柔软体操演员。他们大多是苏联人民艺术家、功勋艺术家和国际比赛获奖者，是当时苏联最优秀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观众欣赏到演出，他们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之后，便分为三队到武汉、广州、杭州等一些重要城市演出，之后在上海会合。

这些艺术家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世界级的芭蕾大师乌兰诺娃了。她在中国虽然只表演了《仙女们》中的圆舞曲和《夜曲》，但是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而且，乌兰诺娃的超凡脱俗不仅表现在舞台上，在日常生活中，她也如天鹅般优雅。

让中国观众颇为意外的是，阿塞拜疆歌唱家贝布托夫演唱了一首中国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他在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这首歌曲，可能是出于文化背景近似的原因，中国西北民歌对他而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演出时咬字行腔非常准确。文化部还组派了王昆和孟于两位歌唱家，在向苏联歌唱家学习的同时，负责教哈侬唱中国歌曲《有吃有穿》。哈侬在后来的演出中完整地演唱了这首《有吃有穿》，虽然中文发音并不是特别准确，但她对中国歌曲的尊重，让观众们十分感动。

哈侬的群众观点非常鲜明，刘诗嵘说她活像一个“老八路”。一般情况下，每到一地，地方领导都会与群众一起在火车站夹道欢迎前来演出的苏联艺术家。有一次，刚到开封，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下火车后，哈侬见老百姓们都站在雨里欢迎，径直走进了雨中。当地领导见状上前请她上车，她却说：“你让老百姓都回去，我才上车。大家都淋雨，我不会上车。”

艺术家们为了演出放弃参观游览和宴会也是常事。康德拉托夫在中南海怀仁堂第一次走台时说的话便代表了全体苏联艺术家的心情，他看到后台摆下的丰富的茶点后说：“我们今天是来工作，不是来开茶话会的。”这些事情看起来是生活中的小事，但是他们朴实、敬业的工作作风却显现无余。

钢琴——演出遇到的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尚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包括演出条件在内的物质条件很多时候都不尽如人意。面对困难，苏方的艺术家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半句，而是一致表示谅解。

演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钢琴。钢琴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稀缺，即便在京城，也是一“琴”难求。中方负责为演出寻找钢琴的正是刘诗嵘所在的演出工作小组。

当时，苏联艺术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那里没有三角钢琴。刘诗嵘知道，全北京最好的三角钢琴就在中央戏剧学院。这是一架九尺三角钢琴，几乎全新，是1951年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时，东德政府赠送给代表团的。老院长欧阳予倩了解情况后说，苏联艺术家当然可以用。不过，这琴不能用卡车运，怕震坏了。于是，同志们愣是一鼓作气把这架大钢琴抬到了怀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