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当新中国刚刚向世界敞开大门时，一群群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国人抱着好奇、期待、疑惑，甚至是傲慢，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们中有行色匆匆的过客，有开荒拓土的淘金者，也有来了就不想走的铁杆“中国迷”。30年间，他们见证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奇迹，更身历其境地看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世界。

    三代与华结缘 会说卷舌京腔

    个案1.英国人柯鲁

    如果说在中国呆得时间最长的老外，柯鲁应该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第一次见到柯鲁的人，几乎都会被这位蓝眼睛高鼻梁老外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给镇住。柯鲁1949年出生在北京，是英国人，但他喜欢用地道的北京卷舌音告诉别人：“我是北京人。”

    柯鲁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是传教士，1912年来到成都，在当时的华西大学任教务长。柯鲁的母亲出生在成都，至今仍在北京外普通话大学工作，父亲是英国人。柯鲁的小学在北京崇文区上的，初中是北京大学附中。用他的话说，他们家三代人在中国呆的时间都已近一百年。

    文革期间，柯鲁的父母被造反派以“间谍”罪名抓起来，正在读初中的柯鲁和两个弟弟也被送到工厂工作，一干就是4年。1973年，柯鲁回到英国，一年后到美国上大学，从历史一直读到教育学硕士、东亚学博士。虽然经历坎坷，但他却割不断对中国的向往和思念。1985年，柯鲁再次回到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先后出任过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英国立邦的驻华代表。

    柯鲁说，当时西方石油投资7亿多美元与中方在山西建立了最大的合资企业，由于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外商在投资软硬件环境上遇到的艰难是今天所难以想像的。“那时候，在北京想找一家像样的饭店都很困难，为了解决山西200多名外方技术人员的生活供应问题，我们破先例地从国外进口了一架小飞机，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创举。”而卫星通讯，更是在拖了很久之后，由西方石油的总裁致函邓小平等人才得以批准。

    柯鲁回忆说，80年代的中国，生活资源匮乏，进口牛排甚至要上百美元。有一年圣诞节，为了让技术人员吃上火鸡，他们找了很多地方，最后才在山东找到。但由于当时中国的道路加油站很少，运送火鸡的货车要同时拉着备用柴油，结果最后所有火鸡都染上柴油味。

    1994年，柯鲁在朋友的劝说下，决定“下海”，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他的合资公司的前几个环保回收项目，由于“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环保法的执行力度”，导致成本太高而失败。90年代初，他们又听说中国将出台法例规定所有骑自行车的人都要像一些西方国家一样戴安全头盔，便“有点幼稚和鲁莽”地开了间头盔厂，没想到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街头已到处是私家汽车，却仍然没有见哪条法例得到通过。

    失败乃成功之母。在经历一次次失败之后，柯鲁的公司终于驶上了航道。现在，他的公司已成为中国进口和销售葡萄酒最大公司之一。柯鲁说，现在看到自己手下的所有员工们都买房、买车了，很高兴。他坦言：“过去30年间，中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柯鲁也有点怀旧，那就是希望北京能在发展中保全一些老北京好的东西。他现在的家，就建在北京海淀紫竹院附近，是一座古香古色的中式四合院，和不远处的高楼形成了强烈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