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通常认为，赵词择句艳丽而失之轻佻，成就不若其在书画方面之高。近人辑有《宋徽宗词》。徽宗的词，步趋周邦彦的后尘。周词的特点是：“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抚写物态，曲尽其妙”（强焕《题周美成词》）。显然，不仅是诗词，赵佶的书画审美趣味中也透露出周词的气息。赵佶对诗词的喜好，使其绘画“得诗人之清丽”，而“离画工之度数”（宋徽宗《着色山水》米芾跋文）。

 

 

书法

 

北宋皇帝能书者首推赵佶。赵佶的书法，初习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取众人所长且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书”体。宋代书法以韵趣见长，赵佶的瘦金书即体现出类同的时代审美趣味，所谓“天骨遒美，逸趣霭然”；又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所谓“如屈铁断金”。这种书体，在前人的书法作品中，未曾出现过。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是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和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的，当然也不是别人易于仿造的。后代习其书者甚多，然得其骨髓者寥若晨星。金章宗曾仿徽宗瘦金书题写明昌内府中从宋廷抢劫而来的书画名迹，如传为赵佶所摹的《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笔势纤弱，形质俱差。可以说，赵佶的“瘦金书”，是书法史上的一项独创，正如《书史会要》推崇的那样：“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仅凭这一方面的成就，赵佶足可列于历史上书家之林。清代陈邦彦曾跋赵枯瘦金书《�芳诗帖》：“此卷以画法作书，脱去笔墨畦径，行间如幽兰丛竹，泠泠作风雨声。”既是对这一诗帖的评赞，也是对“瘦金书”的艺术效果的很好概括。

 

赵佶的瘦金书广为人知，他的行书、草书亦声名鹊起。与《楷书千字文》同样名垂书史的《草书千字文》，是其四十岁时的作品，长达十一米余，气势极为雄健，观之“飞动若虎踞龙腾，风云庆会，远异常流”，是继张旭、怀素之后的杰作。宋代堪与相比的只有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欧阳修曾感叹书法在宋代的衰落，原因在于众多书家拘泥于法帖，赵佶却能不为流行的法帖所拘束，并能独创一格，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也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相当于中央书院和中央画院两院的院级领导。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

 

 

画

 

北宋画坛，不论是郭熙的山水，还是武宗元的人物，或是崔白、易元吉的花鸟，都是通过高度写实的绘画技巧，追求笔墨变化的极致，并通过对形体的刻画，来捕捉自然的“真意”。但是，到了北宋后期，这已不是唯一的创作理念。以苏轼、米芾为中心的北宋文人提出他们绘画创作的核心观念：诗画合一。这个观念认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家和观者双方都不可能只在单一的本位中去寻求艺术的真谛。苏轼又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种观念，使北宋末年的绘画走向一个注重画外情韵的表现途径。

 

徽宗皇帝亦受到文人思想的感染，在画院中推行改革，设立画学，以诗题取士，要求院中画家在形象中传达诗的内蕴。北宋末年尤其是徽宗朝的绘画发展的另一个新倾向便是复古。具体表现为：除了制作许多前代名迹的摹本外，在自由创作中也直接回溯到晋、唐模式。从现存的画迹看来，赵佶的绘画具有十分浓郁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