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后，少数民族文艺亟待复苏。

张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编导、舞蹈评论家，其夫人金立勤是前任文化部民族文化司艺术处处长，夫妇二人亲身经历了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艺复苏历程的见证人。

“文革”时期，少数民族文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据张苛回忆，1978年他写了两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国家民委派张苛参加由国家民委和文化部共同组成的调查组，深入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当时的文艺现状。张苛说，那时少数民族文艺是个“重灾区”，很多传统的、有民族特色的歌舞形式都被认为是“四旧”，受到批判和压制。调查时他们听说，因为受“文革”的影响，人们在表演少数民族节目的时候会遭到强行驱散，民兵甚至会将演员的表演道具埋到泥土里。张苛还记得他们到广西武鸣县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好的少数民族节目，但是当地的县委书记认为那个节目是旧社会乌七八糟的东西，应该停演。类似的事情有很多，他们所到之处，听到的大多都是人们诉苦和期待恢复少数民族文艺活动的声音。张苛认为，要保护和恢复少数民族文艺，应该从改变人们的观念入手。

那次调查历时3个月，结束后张苛很激动，并根据调查的情况写了一封以“为少数民族的文艺恢复名誉”为标题的信，交给了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建议开展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后来张苛得知，有关部门当时派他们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文艺情况，为开展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做准备。

第一届会演：全新亮相

由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于1980年9月至10月在北京举行，“这实际上是中央改革开放在文艺方面一个具体的步骤”，张苛如此评价。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的文艺代表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共上演了21台剧（节）目，来自56个民族的约2000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加了会演。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举行的第一次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各民族都派出了本民族艺术的代表人物，其中不少民族是第一次派代表和节目到北京演出。此次会演推出了一大批新人新作，比如曲比阿乌的独唱《陪我阿哥守边防》、金曼的朝鲜族民歌《海之歌》、广西彝族阿哩哩的《赶圩归来》等。他们当时还表现得稍显“青涩”，如今已成为著名歌唱家。

当时张苛在宣传组工作，负责接待新闻媒体。当年人们对这次会演相当关注，记者们争相报道，影响非常大。张苛的夫人金立勤在评论评奖组，主要负责艺术方面的事情，她说此次会演评审的标准就是节目是否突出民族特色，是否能代表本民族文化。她还清楚地记得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优秀表演家都来参加了开幕式，如满族歌唱家胡松华、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维吾尔族舞蹈家阿依吐拉和康巴尔罕等，其中很多人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他们不但保持了艺术青春，而且还有所提高。更加可喜的是，新一代有才能的歌手、乐手、编导和作曲家大量涌现。由于他们具有相当的艺术修养和独到的艺术见解，熟悉本民族的艺术传统，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能够反映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感情，在保持民族风格、民族特色上有独到之处，因而给这次会演增添了新的光彩。有这样一个花絮，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演员康巴尔罕来到北京之后还没有演出服装，当时文化部民族文化司的司长牟耕就立即让金立勤带她去做了一套民族服装，康巴尔罕退休后将这件宝贵的服装献给了舞蹈学院的舞蹈博物馆，作为纪念。

现任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兰智奇在评论这次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时候说：“这次会演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集中展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民族在发展本民族音乐、舞蹈、曲艺、戏剧创作，在挖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在提高舞台表演艺术水平上的新成就。参演的节目题材多样，表现的生活内容广泛，既有现实题材，又有历史题材，而且都具有本民族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地方特色。许多节目生活气息浓郁，格调清新健康，给人以美的享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比过去有所发展，吸收和运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技巧和手段。可以说，本届文艺会演不仅在少数民族歌舞艺术上，而且在全国歌舞艺术上都是建国以来的一次大丰收。”

第二届会演：大胆创新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于2001年9月15日至9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主办单位由上一届两个部委增加到了4个，即国家民委、文化部、广电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由国家民委牵头。

第二届文艺会演历时11天，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民族大学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的38个代表团共有42台剧（节）目参演，其中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分别参演了两台剧目。除开幕式和闭幕式各演出一场外，其余40台剧（节）目每台演出两场，共演出82场。56个民族的3500多名演职人员参加了会演。

据张苛夫妇回忆，第二届会演在节目体裁方面有很大突破，艺术门类有所增加，参演的42台剧（节）目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音乐、歌舞、歌剧、舞剧、话剧、少数民族戏剧、地方戏、曲艺等。此外，节目的艺术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参演剧（节）目除了有传统的民族音乐、舞蹈节目、少数民族戏剧、少数民族曲艺外，像黄梅戏、扬剧、歌舞诗、舞剧、儿童剧、话剧、交响乐等艺术形式也被用于了少数民族题材文艺创作，其创作方法、艺术构思、表演技巧、舞美设计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演的宣传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扩大了会演的社会效果和影响。文艺会演的宣传从广播到电视，从报刊到网络，形成了立体的、全方位的格局，高潮迭起，达到了广泛知晓、深入人心的效果。在此期间，张苛曾多次到中央电视台做文艺会演相关的评论节目。他将这次会演的特点总结为一个“新”字，他说：“题材宽了，手段多了，立意深了，形式美了，整个会演到处透着新意，‘新’从生活土壤中来，从艺术传统中来，从原生状态与外界撞击而来，体现了少数民族文艺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与第一届时隔21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获得了很大成功，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相较于第一届文艺会演，此次会演规模更大，节目更加丰富，也吸引了更多关注。究其原因，张苛夫妇说，在这21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繁荣发展。所以，对各参演团来讲，这既是一次民族文化交流的盛会，也是展示文艺创作成果的机会。因此，第二届文艺会演也得到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第三届会演：凸显原生态

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于2006年9月5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由国家民委、文化部、广电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本届会演突出的主题是“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同胞和解放军在内的56个民族、4600多名演职人员参与了演出，演出剧（节）目33台，演出场次73场。

会演中原生态节目大放异彩，备受关注。来自民族地区的民间艺术家的表演朴素、热情、奔放，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并且好评如潮。这些原生态的艺术形式结合现代声光电技术，使人耳目一新；民间艺术家们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和原汁原味的表现深深打动了所有观众的心，令人震撼。

当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受到普遍关注。很多观众都会注意到，一些省、自治区代表团的演出有不少是已经被列入联合国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的节目，这些代表团刻意注明了这一点。这样做表明了当地党委和政府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表明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同时，也能激发社会各界人士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心。

张苛说，此次参演剧（节）目的艺术质量普遍高于第二届，那些原生态节目的冲击力很强，看了令人为之一振，每一台参演剧（节）目与遴选前相比，在艺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经过修改，这些剧（节）目民族特色更加浓郁，人物个性更加突出，舞美制作更加精良。比如，江苏省代表团的舞剧《红河谷》虽然已经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但是，主创人员虚心接受专家的建议，在剧中增加了一段藏族男子鼓舞，使全剧的民族特色更加浓郁。

五年一届：文艺会演制度化

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结束后，2002年，国家民委、文化部、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请示》。同年8月21日，国务院根据四部委的请示，批准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每5年举办一届。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中，又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每5年举办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加以确认。至此，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成为又一项被法制化、制度化了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化活动。这一规定的出台，对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张苛说，有了这一规定，很多地区的相关部门就能够准确地把握文艺会演准备工作的进程，为人们呈现更好的文艺节目。这一规定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的深切关怀。

兰智奇说，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对巩固和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艺会演通过艺术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文艺会演是我国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种标志，它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五彩缤纷的多样文化和少数民族题材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是各民族文化加强沟通、增进了解的交流平台。所以，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承载着非常深刻的内涵，它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窗口，是展示少数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和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的舞台，是民族文化工作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