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弓箭是个技术活儿。“即使手艺再好，成功率也只有7成。如果订单是10套弓箭，我就得做15张弓，从中挑选最好的10张交货。”按四个月时间制造15张弓来计算，一年也就是六、七十张，“我现在已经50多岁，到老也就是再做几百张弓。”

想来“聚元号”学艺的人其实不少，但要成为杨福喜的徒弟，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家庭经济好；二是真正热爱弓箭制作；三是能吃苦耐劳。杨福喜强调的“家庭经济好”，其实只是为了让接班人不把制作弓箭当作养家糊口的手段，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迫于生存压力而转行。

作为北京面人的代表人物，“面人郎”传人郎志丽也表达了和杨福喜类似的想法：“要想学好这个，前提必须是生活无忧，才能一门心思静下来搞好创作。”

郎志丽的父亲郎绍安是“面人郎”的创始人，被称为北京面人的“泰斗”。1942年出生的郎志丽从小随父亲学做面人，“6岁时就能制作一些面人手中拿的小玩意儿，比如糖葫芦、皮球、小白兔等。”1957年，15岁的郎志丽进入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一干就是一辈子，一生的事业就在这上面了。”

如今，“面人郎”手艺已被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退休的郎志丽仍然没有停止创作，“搞了一辈子的东西，闲不住啊。”郎志丽说，“我也想在有生之年，为后代和国家多留点东西，毕竟这是一门手艺。”言语中，透露出一丝无奈。

前来跟郎志丽学习面人制作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坚持的没几个。郎志丽说，自己退休前也带过五六个徒弟，但终因不能维持生计而先后转行，“这是一门民间手工艺，作品大多被博物馆收藏，个人来买的很少，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工作。”

生意红火的“空竹张”也对手艺的传承心存担忧，“在过去，带徒弟只要心灵、手巧、老实、勤奋就可以，但现在的社会要求手艺传承人必须有着更高的综合素质。文化、经营和美术素质缺一不可，电脑、外语也是基本的保证。”用张国良的话说，就是“至少要比我强”。

据张国良介绍，前前后后跟他学艺的超过200人，但如今他手下的徒弟只有5、6人，张国良解释说，“收徒弟，我会很谨慎。如果因为公司运营好，工资高，就跟着学几天，某一天不想干了就跳槽，那么自己培养的心血岂不全白费？民间手艺的传承不应是这种模式。”

解决出路：理性保护优胜劣汰

由于很多民间艺术的代表人物年岁已高，寻找“接班人”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郎志丽对此深有感触：“好多老艺人在提交材料申请非遗的时候还健在，但证书发放的时候已经不在了，多可惜啊。”

对于自己这门手艺的传承，郎志丽表示：人才、地点和时间缺一不可。郎志丽表示：“第一，不能解决徒弟的生计问题，就不会有人来踏踏实实的学习，人才也就无从谈起。再者，如果真要教徒弟，不能都在家里吧。必须另找一个固定的地点，要上培训班，”最主要的是，“岁月不饶人啊，再过几年，眼睛也看不清了，想教也教不了啦。”

郎志丽表示：“也许有真正想学手艺的人，但不知道找谁。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一个信息交流平台，无论是对交流学习，还是手艺传承都是有利的。”

杨福喜和张国良的看法基本和郎志丽一致，杨福喜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出面，提供一个地方，把老艺人都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民间艺术区，同时保证传承人的生计问题，这样才能长久不衰。”张国良则表示，“除了给予一定的荣誉感外，还要保证个人的生计问题。不然单靠一门民间手艺，日子能好过吗？”

对此，北京市文化局非遗处的千容处长表示：“政府应该多提供一些让他们展示的机会，像今年二月份农展馆的非遗技艺展示活动就很好。不仅提高了全社会的关注度和保护意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商机，对他们的生存非常有利。”她同时表示，老艺人如何适应市场需要也是决定其技艺能否流传的重要因素，“只要是好东西，就总会有市场的。”今年在农展馆展出时，像弓箭、空竹、风筝等卖得都很火，“说明市场还是认可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冷僻项目或不实用的作品可能面临被遗弃和淘汰的尴尬，千容坦承：“不可否认，有些项目即使政府出钱出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民间技艺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如果被社会和市场抛弃，实在传承不下去了，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理性地做好最后的记录工作，争取能留下最后的一点资料和作品。”

千处长还向记者透露，目前，市文化局正在拟定一个《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袭活动经费补贴办法》，该办法正在起草中，有望今年出台。另外，文化局正在申报建设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该项目正在审批中，建成后将不同于一般的静态博物馆，而是有人在现场展示各种非遗技艺，属于动态博物馆。”

“文化遗产日”

200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目前，我国已经有了“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标志”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歌曲”等相关标志，对于增强全体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将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综合文化传播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