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6月13日，是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主题是：弘扬民族文化，延续中华文脉。民间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和心灵的追求，蕴含着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

据北京市文化局非遗处的统计，目前，北京市的非遗项目区级有586项，市级153项，国家级74项，另外还有更多的民间技艺等待进一步被挖掘和认可。但由于时代变迁，很多民间绝活儿或是失去实用价值，或是未能及时重新定位，它们的传承也不同程度地出现难题——

民间技艺有喜有忧

“聚元号”杨福喜：造弓箭不是生财之道

杨福喜租住的新工作室位于通州区台湖镇北姚园村，整个院落大约200平方米。走进厢房，墙边堆满了制作工具和弓箭的半成品，墙上挂着各式弩弓，桌子上摆满了箭。

2006年6月，“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这一天离杨福喜父亲的去世只差了5天。跻身非遗行列后，“聚元号”名气大增，订单也不断，也让杨福喜经济尴尬的境况得到了缓解。“一张弓，搭配五支箭，就是一套，以前最多能卖两千多元，现在身价涨了，每套6800元左右。”不过，杨福喜又遇到了新问题，“原材料是越来越难找了。”

制作一张弓需要20多种天然材料，200多道工序。杨福喜说：“现如今很多原料都难找到。比如牛角，长度要60厘米以上，以前在湖北省可以买到，现在要到越南、泰国等国进口，成本自然比以前高了许多。还有雕翎，按照传统要用雕或天鹅的羽毛，但现在这些都是国家保护动物，只好用鹅毛来代替。”竹子、木头等原材料价格的成倍增长也让老杨很无奈，“利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仅靠这个是发不了财的。”

“空竹张”张国良：手工产品远销海外

5月18日，位于宣武区广内街道的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并免费开放。这是全国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项博物馆，400余件珍贵空竹及相关制品大部分就出于北京“空竹张”张国良之手。

张国良出生在宣武天桥地区，受家庭氛围的熏陶，10多岁就跟着父亲打杂儿，耳濡目染中也迷上了空竹。1990年，时任一家建筑企业测量员的张国良辞职回家专心做起了空竹。之后，庙会、龙潭湖、陶然亭公园门口，经常可见张国良的身影。那一年，他34岁。“刚开始日子真不好过。”张国良回忆说，“有时一天都不开张，运气好也就卖五、六个。说得夸张点，有时吃饭都成了难题，但我没有放弃。”

“任何一种民间手艺，都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才能求得生存。”张国良总结自己的经验。2006年，“空竹张”技艺成为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一个东西，但概念发生了变化，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了，而是国宝级的文化了。”张国良很自豪，但同时也感到了责任重大，“既是国宝了，就必须干好啊。”

如今，摆地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就是上门下订单，我们按照订单要求制作。”张国良介绍着自己的经营模式，“中小学校、旅游公司、外国企业等都下过订单，产品已经走向了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据张国良介绍，空竹制作要经过17道工序，每一批空竹从下料到完成大约需要7天。目前，北京手工制作空竹的，仅张国良一人，他的制作车间虽然有200多平方米，但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技艺传承：多项绝技苦寻“接班人”

“聚元号”并非杨氏家族祖传，传到杨家时已是第四家，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是第九代传人。1958年，“聚元号”遭遇困境停止制作弓箭，这一停就是40年。1998年，杨福喜的父亲已经69岁，杨福喜意识到，一旦老人故去，“聚元号”的手艺就永远失去了，实在可惜。经过再三思考，40岁的杨福喜毅然从北京化工二厂辞职，正式拜父学艺，成了“聚元号”的第十代传人。

时过境迁，杨福喜当年的担心如今再次浮出水面。申遗的成功和父亲的离去，让杨福喜骤然觉得自己的责任很重，“我必须把‘聚元号’传承下去。”

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困难重重。杨福喜22岁的儿子已经正式成为了“聚元号”第十一代传人，但杨福喜心里仍然不踏实，“我总担心他吃不了制弓的苦，遇到困难时就扔给我做，现在只学到了我一半的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