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田华又接到新任务，去丹麦哥本哈根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在丹麦期间，有一点给田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丹麦对祖国文化的重视。在首都哥本哈根的安徒生纪念馆，有一个传统，不管哪个国家的客人来访，都要请他们用本国的语言朗诵一篇安徒生的童话，录制下来，永久保存。中国妇女代表团是第一批造访纪念馆的中国客人，朗诵的任务荣幸地落在了田华的肩上，她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篇《皇帝的新衣》，把来自遥远中国的声音留在了哥本哈根。后来，田华又参加了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是交流越多，她就越发现本国文化的重要性。她感慨地说：“什么时候也不能轻视民族文化，要用现代的、合适的载体把它表现出来。也不要盲目去迎合外国人，要先介绍我们本国的优秀文化。”她对当今电影界存在一些浮躁和浮华的现象很是忧虑，“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脱离我们的母亲。”

跟着总理去缅甸

1960年，缅甸总理吴奈温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受到了新中国热情周到的接待，客人满意而归。1961年，应吴奈温的邀请，周恩来总理亲率代表团回访缅甸。代表团有400余人之多，由11个分团组成，包括军事、体育、文化、宗教、新闻、电影等。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国代表团人数最多、团长职级最高的一次了。据田华回忆，电影团里囊括了当时一大批知名的演员，阵容非常强大。团长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担任，副团长是导演崔嵬，团员有王丹凤，张瑞芳，秦怡、秦文姐妹，王苏娅，杨丽坤，杨秋玲，王晶华，王心刚，庞学勤，桑弧，李恩杰等人。其中，在京剧《杨门女将》中扮演穆桂英和佘太君的杨秋玲、王晶华跨文化及电影两个代表团。

这次代表团的成员几乎都是各个领域的重要领军人物，他们除了被告知活动的重要性，要求遵守规定外，还被特别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周总理像关照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电影代表团的团员，他指示代表团的领导，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万一遇到突发事件，千万不要惊慌，保护好自己的生命是第一位的。这细致的叮咛充分表现了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们的理解和关心。

由于准备充分，在缅甸的交流活动非常成功，当时，还举办了大型的中国电影周，代表团带去的影片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到缅甸的制片厂参观，与他们的演员们在一起交谈。那段时间，缅甸刮起一股中国旋风，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使者”，田华与同志们很好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1964年，正在上海拍摄影片《白求恩大夫》的田华又接到了去印尼参加亚非电影节的通知。这次代表团团长是司徒惠敏，副团长是岳林。当时，我们带去的参赛片是《农奴》、《海鹰》，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作为亚非电影节评委前去的丁峤，在印尼也为中国电影积极宣传，增进了亚非同行和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友谊。印尼本国很重视这次活动，电影节结束后的发奖仪式上，印尼总统苏加诺出席并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一次舞会上，田华还与印尼共产党的领袖艾地跳了舞。200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周恩来万隆之行》时，电影局的一位同志把当时苏加诺与田华握手时的照片送给了苏加诺的女儿、时任总统梅加瓦蒂。梅加瓦蒂非常高兴，对影片的拍摄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艺术拓展与“片盒外交”

回顾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的历程，田华表示对自己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拓宽了艺术面，开阔了创作思路，对自己的对文化素质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1954年田华在中央戏剧学院参加苏联专家班学习，苏联史楚金戏剧学校校长、表演艺术专家鲍里斯•格力葛里•耶维奇•库里涅夫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师资训练班主要教师，他对田华说：“你演中国小姑娘演得很好，这个世界都知道了，但如果现在让你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演莎翁笔下一个贵族女孩，能驾驭得了吗？”田华听了以后很紧张，那时她虽然出过国，但对国外的生活环境和状态终究不够熟悉。于是她苦苦琢磨构思，后来，俄国著名画家、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列宾的老师克拉姆斯•克伊的一幅《月夜》启发了她，图画中女孩身穿白色“布拉吉”（俄语，连衣裙）坐在花园的长条凳上的安详形象给了她灵感，再回顾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得，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相结合，融入之前学到的表演理论和内心感悟，欧洲姑娘的感觉慢慢出来了，最终，她成功地塑造出了库里涅夫要求的人物形象。

与此同时，通过一次次的交往和交流，中国与一些国家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大大增强，这被称之为“片盒外交”。1952年，周恩来总理把电影《白毛女》拷贝送给了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创始人清水正夫是这部电影在日本最初的观众之一，在东京江东区的一家小礼堂看完这部电影后，他把夫人松山树子也带进了放映场。同样深受感动的松山树子改编并亲自担纲主演，把这个中国故事搬上日本的芭蕾舞台。1955年7月，松山树子应邀访问中国。当时，周总理向松山树子介绍了王昆和田华，他说，田华是电影“喜儿”，王昆是歌剧“喜儿”，松山树子是芭蕾舞“喜儿”，你们是中日友谊的象征。

记者 陈璐

编辑：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