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跑”遍天下 气凈心定苦耕耘

可别以为饶宗颐是个只钻故纸堆的“书蠹”，这位从里到外都“很传统”的国学大师还是个足迹遍天下的旅行家哩，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几大洲他都去过了。85岁的饶公壮心不已地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南美洲跑一跑。

有人问：您实践了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行”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饶宗颐不假思索地答道：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我会满意地说，原来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可能因为我的求知欲太强了，经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读、忘我地追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道教早期重要典籍《想尔》在史书中虽有记载，但隋代以前已经佚失。清末敦煌莫高窟所发现的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使其重现于世。但原件为英国人掠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饶宗颐缘着线索，穷追不舍，终于想方设法找到敦煌残卷，将正文与注释分别录出，并按《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别章次，进行考证、注释，写出了《老子想尔注校证》，补上了中国道教史的一段重要缺空。这部著作从30多年前首次问世，已经再版多次了。

饶公是书法大家，在香港许多文化殿堂，可以看到他题写的匾额。他说，做学问与写字做画一样，都很讲究一个“气”字。因为气不贯，就好象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缘缘不绝。而“气贯”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扰。

 

饶宗颐又讲佛理了，他说，佛教讲这个“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很多学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像饶宗颐更是满腹经纶，而且许多堪称“绝学”。他们会有后继人吗？

饶宗颐说：我也很担心这个。连一些专家都认为我“钻”的是“无聊的事情”，也没有钱赚，太傻。以后，谁还会像我这么傻地去研究呢？但我的兴趣就在这里，我就愿意追寻莫名其妙的那些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是兴趣，推着我去搞那么多的不同语言，不同门类的学问。尽管有些事情最终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罢而不能。当然，从长远讲，我也很乐观，因为人类的学问是不会中断的，而且会越来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