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对“缘”的解释不是完全被动的：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就会能够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它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说缘要内外两方面的结合。我碰上很多缘，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文气“熏蒸” 书海翻波广寻知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

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熏火腿一样“熏”出来的。我小的时候，上正规的学校成了“副业”，我自己还有一个很大很广的阅读范围。我有两个基本的知识基础，第一个是中文基础，写作的基础。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写散文。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年龄很小时，我就懂得怎样把文章写得舒畅些、雅一点，也知道该用哪种文体写哪类文章。这一点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种训练，但我是很小就经过了这样的训练。这是一个基础条件。第二个是不受限制地读书，广泛积累的基础。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因此，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了。对历史更是早就烂熟于胸。我早年念《史记》，背《史记》，有好几篇我今天还能背出来，像《秦始皇本纪》那么长，我当年也是背的。《资治通鉴》，因为年龄太小还看不懂，我就看《纲鉴》。整个中国历史的编年，我都能够知道，先后不会搞乱，这个史学基础，我很早就打实了。

饶公说，还有个义理的问题。中国人常讲的义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逻辑和它的演变的轨辙，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以后我会“唤”出来用于做各方面的学问。

几十年中，谁对饶公做学问的影响最大呢？

他不假思索地说：“一位印度人。他是一个律师，一个大大的学者。印度话的‘大’是‘马哈’，他是‘马哈马哈’学者。他写了两套书，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罗列事情，他把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不是浅尝辄止、半通不通。几十年前，我见他时，他已经90岁了。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以后我也是这样‘朔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求“阙”穷追 甘以有限探无涯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对不求甚解，饶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说：有些事真让人不可想象、不可理解！比如，中国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传入为起点，有两千来年了，可到现在还没有有关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专着的中文全译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没有中文的。这是为什么呢？研究印度，连起码的工具都没有，怎么可能“深山探宝”呢？饶公在《梵学集》里专门对这一历史性缺失问题做了研究和论述，认为与玄奘对该书作者巴尼尼的偏见有关，而唐以后，人们就因为玄奘骂过巴尼尼，连他的著作也不愿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