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是被修正过的，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张晓刚对本刊记者说，“真实的历史可能根本就无法还原，而且，在中国，大家感兴趣的本身就是修改过的东西。看一些正儿八经的历史书的时候，大家可能兴趣不大，可是中国人对《戏说乾隆》这样的野史却兴味十足。你如何解释这种心理？中国人有另一种历史观，落实到个人来讲，我就是要表达这样一种历史观。当然那也不可能是完全的还原，你回忆的时候是有方向有目的的，不可能把所有的过去都回忆起来；比如我们今天的对话，明天我来回忆的时候，可能只记住了某几句，而你的回忆，又与我的有差异，这就是个人的记忆。”

屡次在各大拍卖会上拍出佳绩的《大家庭》系列，就是这种“个人的记忆”的表现。眼神忧伤、表情冷漠，一双双迷茫的眼睛凝视着未知的未来，不是中国人每家每户常见的“合家欢”全家福，而是一种“合家悲”式的全家照，不正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剧烈变化之中“迷惘的一代”的精神写照？

不知从何时起，那种“集体的悲情”突然打动了人们的心，使得他们在拍卖会上不惜一掷千金，也使张晓刚成为拍卖市场上的新宠。

贵人相助，脱贫致富

别看张晓刚现在风光无限，人家也有穷困潦倒的经历。1984年，张晓刚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去昆明市歌舞团当美工，一当就是4年，他说自己是个很边缘的人，不要说现在拍卖会上拔得头筹，当时想开个个人展览都几乎不可能。他带着他发表于《美术》杂志的毕业创作去应聘，结果不了了之。挚友毛旭辉介绍他去云南艺术学院，学院的领导一看他那种前卫风格的作品就发了毛，好事又成了泡影。有一次，张晓刚胃出血住进医院，白病房、白病床、白床单和白色药片几乎要把他吞没，差一点垮了。

“很多人不理解你，精神上非常苦闷。”张晓刚说。他拼命地抽烟、喝酒，后来有了工作，在美院教书，但工资少到连请人吃顿饭的钱都不够:“当时大家都没钱，有谁上馆子啊？而且当时也没人买我的画，也没有市场，后来有些台湾人来大陆买画，会买名教授名画家的，也不会来买我的画。像我和叶永青搞现代主义，很少有人来光顾，叶永青还好一些，他的作品比较抒情，我的基本就没人买。基本上靠工资生活，200元钱，一般朋友来都是在食堂里打饭吃，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都觉得很正常。”

接下来的过程就是“自己拯救自己，首先把自己武装起来”。他读各种书，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是钱？是名？还是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还是那句老话:“是金子总要发光的。”1992年，坚定了成为一名艺术家信念的他得到贵人相助。

香港著名收藏家、艺术经纪人、香港汉雅轩老板张颂仁慧眼识英雄，他买下了张晓刚所有的画，并成为张晓刚的代理人。很快，张晓刚的人生就开始发生奇迹般的转机。张晓刚那时候才开始了解艺术市场是个什么玩艺:“就在那时候，我才开始和画廊合作，才开始意识到，噢，这是画廊，这是市场，画廊是这样卖画，知道其中的机制和规则，以前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当然，在市场时代到来之前，这也是艺术家本身没办法提前意识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