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写的《忆曾祺》手迹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主张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有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汪曾祺的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他历来主张短篇小说应有散文的成份，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他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修养，尤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桐城散文，又师承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这就使他的小说确实难同散文相区别。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作品可说是独具一格的。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汪氏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如果说读汪氏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是诗意，读汪氏散文我们享受的则是闲情逸致。

汪曾祺看样板戏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曾经风靡一时的《沙家浜》中不少唱段家喻户晓，就算不会唱也是耳熟能详，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汪曾祺是京剧《沙家浜》的编剧。

汪曾祺是靠写小说起家，又靠写小说赢得晚年的辉煌的“著名作家”。但他和戏剧的缘分，其实并不比和小说的缘分浅，至少从时间上看，要早许多年。他晚年回忆说：“我们家乡是个小县城，没有什么娱乐。除了过节，到亲戚家参加婚丧庆吊，便是看戏。小时候，只要听见哪里锣鼓响，总要钻进去看一会儿。”此后，终其一生，他与戏剧发生过这样和那样的关系，从未远离了这门艺术。这里所说的“看”，指的并非“看戏”，而是对戏的“看法”。

在他编剧的样板戏中写了比较口语化的唱词，因为他希望唱词里有点生活气息、人物性格，有些唱词还有点朴素的生活哲理。”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